由于工作的关系，近几年，我收集了一些有关金刚台妇女排的资料，也发表了一些有关金刚台妇女排的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深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关注金刚台妇女排这个英雄的群体以及女英雄们。前不久，金刚台妇女排女战士、红军女医官——范明的亲外孙张帆，向我提供了一份有关他姥姥、姥爷的材料。由此，让我了解了这对英雄夫妻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范明：红军的“花木兰”

　　范明，又名范来香，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被人们称为红军“花木兰”、人民好医官,她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传颂。

　　崇尚英雄去参军。范明自幼聪颖，天真活泼、爱学好问。她最喜欢看皮影戏，尤其是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这些女英雄的故事，她是百看不厌，非常入迷。她崇敬花木兰、穆桂英这些女英雄，在她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长大也要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去参军的念头。

　　范明的家乡是中共组织建立和活动比较早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经常有一些革命同志走村串户、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听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穷人要过上好日子，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些宣传后，12岁的范明虽然不太懂，但是感觉他们说的对。她认为：只有这样，穷人才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范明的堂舅吴文宝是很有名的私塾先生。1928年年初，吴文宝见范明聪明伶俐，就向范明的母亲提出让范明到他的私塾去读书。范明母亲欣然同意。于是，范明就成了他私塾里唯一的一个女学生。女孩子上学读书，这在当地是个破灭荒的新鲜事。

　　192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东北特委在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尹家咀村召开会议，决定将以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围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随后，创建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范明的家乡成了苏区，吴文宝的私塾改成了列宁小学。范明在学校参加了儿童团。在儿童团，范明不仅参加站岗放哨，还进行革命宣传，配合妇委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她带头学唱革命歌谣并到群众中去教唱、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这些革命歌谣很有教育意义，让她终生难忘。这些红色歌谣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她自己。

　　在反复的宣传中，她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参加红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1930年年初，范明的姐姐范仕芝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光山县波河区妇委会主席。接着，范明的哥哥范仕德也参加了红军。这让范明参加红军的念头更为强烈，而她的母亲最担心才15岁的范明也要去当红军。7月的一天，范明家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姓戚，是范明母亲的一个远房舅舅，在红一军总医院当交通员。范明趁母亲去烧饭的机会悄悄地问：“舅姥爷，你们医院可有女的当兵?”“有，有几个女孩子当看护。”范明兴奋地说：“我想去当红军，你带我去吧!”舅姥爷唤着她的乳名说：“来香，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就带你到医院学医。”范明高兴极了。她急忙跑到学校把书盒拿回来，又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鞋子包好，藏了起来。吃过饭后，范明的母亲为舅舅送行。范明将包袱隐在背后，跟在母亲的后面。送到大路的一个陡坡处，范明见舅姥爷与母亲道别下了坡，就冲下坡跑到舅姥爷的前面大声喊道：“妈妈，我参加红军去了，到医院学医去了。”范明的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她急切地哭喊道：“来香，不行啊!你年纪小，没有离开过家呀，妈不放心，你快回来!”范明边走边说：“妈妈，你不要想我，过些时候我会回来看你。”范明的舅姥爷也说：“孩子要去，就让她去吧，有我在，你放心好了。她到医院学医，将来当个医生不是很好吗?以后我会送她回来看你的。”范明的母亲是小脚，想追范明又下不了陡坡，只好抹着眼泪看着范明渐渐走远了。就这样，范明来到在黄安姜家岗的红一军医院参加了红军。

　　苦练医术强本领。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去川陕。在党的领导下，皖西北地区又迅速组建红二十七军，并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医院，范明就在医院当医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七军转战边区13个县，钳制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军医院随军行动，范明在战斗中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1月底，红二十七军番号撤销，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军医院改为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开始设在金寨境内的熊家河，继而迁至葛藤山，并在熊家河和赤南各设一个分院。

　　范明开始在总医院工作。由于她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各方面的好评。1933年冬，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红军总医院召开医务扩大会，范明作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

　　1934年1月，范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她决心为革命拿好手术刀，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从此，她对白己的要求更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不久，上级决定范明担任第一分院院长。后第一分院与总医院合并，范明又担任总医院院长。范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但想到这是革命的需要，她便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做好医院各项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千百计救治伤员，为伤员搞好服务。

　　正当范明全身心地投入医务工作时,1934年冬，皖西北“肃反”扩大化的灾祸降临到她的头上。她被冠以“AB团”的罪名遭到逮捕，关进了医院边的茅棚里，审讯人员硬逼着她交代其他人的问题。面对冤屈，范明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是反革命，我相信组织上会弄清我的问题，不能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宁可自己吃苦受刑，也不能乱咬乱供。在一个多月的折磨中，范明坚持说实话，宁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天，审讯人员将范明进行严刑拷打后，将她押往一个山洼里准备处决。范明想到自己蒙冤死去再也不能抢救伤员、再也看不到战友了，她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喊声：“范医官不能杀!范医官不能杀!”原来是几个轻伤员听到范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跑来说情。接着重伤员们又一致联名担保恳求，范明终于免于处决，死里逃生。尽管遭受这样重大的打击，范明并没有因此消沉。她认为“肃反”是一场运动，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这些错误并不代表党组织的真实意图，就是父母亲也有错怪孩子的时候。因此，她不计这些恩怨，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胡遵远 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