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与六安山水相连,守望相助,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众多,红色资源禀赋丰厚。在加快推进两地同城化发展的进程中,统筹推动革命历史资源的共同开发、保护和利用,是传承和弘扬红色历史文化的应有之义、必要之举。

　　合肥和六安在红色历史文化上有着深厚的联系,有紧密相连的革命斗争历程。早在大革命时期,合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合肥北乡支部主要成员之一曹广化即是寿县人,随后成立的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崔筱斋、曹广化的领导下,在合肥北乡和寿县瓦埠湖相继成立了数个农民协会,两地互相联系声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使寿县、合肥成为当时安徽省乃至全国农运的重点地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合肥地区成为外围游击区,担负着拱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任务。这一时期的合肥党团组织均在六安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开展活动,伴随着六安地区党组织发展而发展。如1928年成立的合肥特区委隶属六安县委领导,1930年成立的合肥县委隶属六安中心县委,1931年成立的合肥中心县委隶属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和皖西临时分特委领导。同时,在六安党组织的帮助指导下,合肥地区开始了武装斗争。从合肥赤卫队到合肥游击大队再到皖西北独立游击大队、游击师,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游击斗争如火如荼,有力地支援了苏区反围剿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1934年10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坚守在大别山区,革命红旗始终不倒,但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合肥地区革命运动也随之渐入低谷。

　　抗日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抗日,是合肥地区主要的抗日力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和丰富的史料。解放战争时期,皮定钧旅中原突围由大别山一路向东经合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一部东出庐江,两次解放庐江县城等。共同的革命斗争历程为两地构筑了相同的红色历史基因,酝酿了丰富的共同记忆,成为两地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纽带,也为两地共同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提供了契合点。

　　其次,诸多的革命历史纪念场馆和遗址遗迹是两地共同开发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的重要平台。六安素有“红军摇篮,将军之乡”美誉,合肥曾是新四军皖中抗日主战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区域内散布着许多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两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建设了诸多的革命纪念场馆,规模较大的有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金寨县红军广场、渡江战役纪念馆等。为了更深入地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推动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两地要不断加强红色场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包括定期举办联合展览、交流研讨,共同开发教育项目,以及共享资源和信息等。特别是关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的纪念场馆,更应加强合作,加深交流,互为宣传,互通有无,让游客观一馆而知另一馆,形成联动效应。如位于金寨县流波镇的新四军四支队会师地,舒城县高峰乡西港村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驻地纪念馆,巢湖蒋家河口战斗纪念馆,庐江汤池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肥东县青龙厂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纪念馆等。

　　两地党史部门之间、党史部门与红色场馆之间也应加强加深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为红色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提供丰富准确的史料支撑。两地虽有共同的斗争历程,发生过诸多的历史事件,但因分属两地,对一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和深度不同。对此,两地党史部门、红色场馆应联手开展专题研究,深入发掘史实史料,合作编辑党史图书,同步讲好红色故事。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使之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最后,要统筹规划好两地红色革命历史资源,发挥其最大社会效益。在深入挖掘和整合合肥与六安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的基础上,两地相关部门包括宣传部、文旅局、自规局等应进行系统性的统筹规划,包括对两地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历史文献以及相关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通过制定详细的规划方案,将这些分散的红色资源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或数条相对完整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文化体验路线,不仅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还能促进两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注重展示方式和传播手段,加强自媒体和多媒体的运用。加强纪念场馆建设,提升场馆陈列档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外,还需加强与学校、社区等机构的合作,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使红色历史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新一代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两地革命斗争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通过统筹建设合肥六安地区的红色资源,旨在打造一个集历史教育、文化传承、旅游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革命传统教育,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王军 作者系合肥市委史志室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