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先生的诗歌创作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前期(从1928年处女作《塔上》诗发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期(抗战时期至去台之前)、后期(在台时期),这三个时期呈现不同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前期诗歌创作,一方面受到现代派、新月派的影响,诗韵豪迈而又忧郁沉浑,抒情意味浓郁而又浪漫,另一方面又以新写实主义的姿态,充满着人文关怀,情理交融,情真意切。

　　1928年处女作《塔上》诗以笔名“番草”发表于《皖报》。此时的钟鼎文先生仅是个14岁的高中生,诗中他怀揣着梦想借登塔所见抒感慨之情,托物言志,抒写人生的感慨与未来寄托,才华毕露、文思泉涌,诗情豪迈,可以说是新诗创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30年代初,他在上海《新诗》月刊发表《桥》诗,忧郁和暗淡之情溢于言表,诗中的“灰白色的”“灰黑色的”“疲倦了的”“黯淡的”“脆弱的”等词语,无不流露出一种深沉而迷茫的喟叹,“现代派”渐显,成了“新诗诗人”。正如刘正伟所言“由此可知其不惧强权的仁爱的精神,与如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精神。”(刘正伟:《现代诗坛的推手——前辈诗人钟鼎文先生专访》,台北,《乾坤诗刊》四十二期,二00七年夏季号)

　　钟鼎文这一时期的诗抒情话语浓郁,充满着青年人的豪气与热情,但又不失写实笔法,表达雄心壮志。如1932年作于山东旅次的《登泰山》诗,意象单纯,意境却深远,时空的位移彰显“我”与“泰山”在天与山连成一片的境遇中一绝高低,敢叫泰山“你且站在下面”的非凡抱负,“我要以我的有限,对抗无限/放开怀抱,高歌在泰山之巅”,高亢而豪迈。有对故乡的眷恋,有对故土的抒怀,也是钟诗的一大特色。

　　二、中期诗作以战时文艺为中心,关注现实、思考人生,抒写朴素的爱国爱民之心和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

　　钟鼎文诗歌创作既受到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的影响,又被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般的爱国爱民之深情所感染,艾青与戴望舒的诗虽风格迥异,但诗人相惜,都充满着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也不时夹杂着几分忧郁的愁绪。钟先生的《我所知道的戴望舒以及“现代派”》一文,解开了他的创作风格改变之缘由。

　　长诗《竖琴》,刊于香港《顶点》诗刊。诗中以“竖琴”为意象,象征着“我”的“毕生的智慧”“引导着我心灵的航行”,“竖琴”就是“我的生命”,伴着我到永远,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是一曲“屹然地立着,迎接着”“我们希望的旭日”“走向那没有路又没有边沿的荒野”。这就是抗战精神。

　　抗战时期,钟鼎文先生主要从事战时文化工作。抗日诗歌是这一时期创作最活跃的主题。长诗《三年》描写了“中华民族神圣的、伟大的抗战”的整整三年,抗战的激情“将宣布敌人的死刑”,“我们的力量,将如像扬子江,如像黄河”“以土地的广大、人民的繁众,加上东方的不可克服的容忍,支持着我们的战争,保证着我们的战争之胜利。”《褒城月夜》一曲“故在何处,有吹笛的羌人?”“今夜里,我将诗句题上明月,留给千古的旅客,对月长吟。”这便是钟先生所强调的新诗要“归宗”的一首具有中国“国籍”的作品。钟先生于1946年作于南京的抗日诗《还都(飞行)》,更是形象地叙述出抗战的历程,生动地写出祖国的“万里川原”,犹如“银镶的织锦”般的娇娆、“千重岭岳”犹如“金铸的浮雕般的强大不惧怕任何敌人的侵略”,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思乡诗,如《三峡》这首诗意象丰富,充满了中国人的豪迈之情,从三峡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蕴涵着深沉的民族之情、爱国之情。

　　三、在台时期,“乡愁”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如《乡愁》《梦里的池沼》《瞭望者》《大陆行》《五十年重过西安》《哀故宅腊梅》等。到台湾后,他的诗境从此变得浩瀚壮阔,音节铿锵有力。他不再用“现代”而改用写实的笔触刻画事象,让抒情与叙事结合,语言优美,意境深远。

　　1952年,钟鼎文先生作于台北刊于《中国文艺》的《乡愁》诗,开启了这一主旨的序幕,“这时是黄昏,这里有高楼/天涯的夕照正照在海角的楼头/我寂立在楼头,向天涯凭眺/目送着落日,漠漠地沉下荒洲”,这与余光中的“乡愁”有异曲同工之妙,“乡愁”总是令人“高而且瘦,仿佛是憔悴的饥囚”,不时地“向东方,向海上,祈祷着自由。”可是“我”只能“寂立在楼头,向天涯挥泪”,“目送着落日,默默地沦入乡愁”。这是多么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啊!《瞭望者》(1962年)是钟先生创作的一首意蕴丰富、意境深远的新诗。“瞭望者”寓意着“瞭望者瞭望的是远方的故乡”,思念的是远方的亲人,瞭望的是远方的大陆。这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赞美瞭望者意志的坚定和追求的执着。

　　去台四五十年来,诗人来回于海峡两岸,一直劳碌奔波,且没有断绝过对故乡的思念。他设想自己百年之后能叶落归根,让遗体葬于大陆,以消多年的乡愁,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大陆行》和《五十年重过西安》“均系旧地重游,恍同化鹤归来,不胜今昔之感,志之以俚辞,未敢以诗言。”前者慨叹:“谁说我的行囊羞涩/一肩挑起两大箩筐海峡两岸的万千情结”“千斤、万斤沉重的乡愁。”后者自豪地说:“不禁兴奋而骄傲,仰天长啸/我是中国人。”(《哀故宅腊梅》)钟鼎文热切盼望祖国统一,1988年11月,他在曼谷主持第十届世界诗人大会,大陆诗人首次应邀参加,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总希望看到中国的和平统一,殊途同归,回归于中国的文化复兴和社会现代化。”

　　钟鼎文先生的诗歌创作践行了他的诗论思想:中国新诗的归宗与归真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诗歌创作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即要创造出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现代诗和现代中国诗的作品。真正的新诗,其“诗质”上是介于浪漫主义(性灵)和象征主义(形象)之间的,“诗体”上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有半透明体的意境而又有半音乐性的韵味的一种自由诗体。构建一种“诗质”与“诗体”相统一的有血有肉,有情感而又有思想的、健全而完整的生命体。

　　文学所追求的无非是真善美,要务是求真即内心的真诚(诚心诚意)和真诚的表达(实话实说),诗贵自然。在“三位一体”中“真”居于首位,乃以其为作品的第一要件。

　　要领会诗歌意象是似在于意象(主观)的形象化或形象(客观)的意象化,即“天人合一”或“物我交融”。要做到诗中有我,做到“诗以人见,人以诗见”(叶燮《原诗中·外篇》,“诗无一格,雅无一格”(叶燮《己畦文集》)。草根性是重要的,但不要形成对民族性的排斥。要处理好温柔敦厚之诗教与“诗可以怨”之间的关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皖西学院博士、副教授　王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