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1909--1987)，安徽霍邱县城内人，原名王之纮，字冶秋。曾用名野秋、高山。笔名有野囚、汪洋、秋、老外、外山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冶秋父亲为前清拔贡，曾任铁路局中级职员，母亲原籍河南宣姓，大荒年逃至霍邱，卖于王家为婢，后为妾。1912年父亲调回安徽，先后任秋浦县、来安县、亳县知县，王冶秋随父在当地读书学习。1921年父亲病逝任上，他运父灵柩回霍邱，时大母尚在，常欺负生母，又加之族长封建压迫，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萌发了憎恨旧社会的思想。

　　王冶秋10岁时“五四”运动勃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上小学三年级他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闹学潮”的斗争。1922年后在南京、北京读中学，更有机会更多地接受新思想的影响。1924年，由同乡张目寒介绍，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左派”。次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逼迫段祺瑞下台的“首都革命”与“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斗争。1927年春，在霍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团县委书记。1932年春参加左联。

　　“七七事变”抗战发生，王冶秋回到霍邱家乡，从事宣传组织群众抗日。1940年至1946年秋，任冯玉祥国文教员兼秘书，为党作统战和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作为国民党华北军事慰问团的秘书长，又回到古都北平，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1947年9月，特务来捕时，他逃出北平，进入解放区。1948年，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开始对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历史博物馆等文物单位的接管和整顿工作。

　　五四运动后，他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参加未名社的一些进步活动。1926年春天，17岁的王冶秋跟随同乡韦素园和台静农到西三条胡同21号拜访鲁迅先生，这次相见给王冶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与鲁迅结缘。作为鲁迅晚年的年轻挚友，深受其信任并执弟子之礼。

　　在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王冶秋与其频繁通信，谈及文学、金石、序跋出版等事项，亦互相关心对方的健康、孩子等私事，鲁迅还诚恳地告知自己的处境和对周围人的看法。鲁迅日记中至少49次提到王冶秋。两人虽年龄相差28岁，但是互相信任，彼此交心，可算是忘年之交，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他对鲁迅一直极为尊敬，编选《鲁迅先生序跋集》、撰写《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尽心竭力保护鲁迅故居，为“鲁师身后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全国鲁迅文物的保护、鲁迅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建设，都得到王冶秋的热切关注和悉心指导。在王冶秋雷厉风行地督办施工下，北京鲁迅博物馆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如期开放。1961年鲁迅诞辰80周年纪念日，他专程瞻仰鲁迅旧居，并留诗一首:“八十年来变化多，三山推倒起沉疴。周翁若见今朝事，笔下风云奏凯歌。”

　　1949年，王冶秋成为主管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人，担任国家文物局长近30年，现存的文物古迹和文物藏品，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和策划之下，从旧中国城乡的废墟中抢救、保护下来的;哪怕在极端困难的工作环境中，他都顽强不屈、刚正不阿，为保护文物、发展图博文事业而殚精竭虑。

　　1951年11月在考虑由谁带队去香港收购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帖”)时，鉴于当时香港政治情况复杂，周恩来了解王冶秋有隐蔽战线工作经验，因此，决定由王冶秋带着马衡和徐森玉两位专家赴港。他们化装成煤炭商人，由澳门乘运煤船偷渡到香港，以48万港币价格将二帖安全购回。1965年周恩来又派王冶秋再赴香港，以45万港币购回一批善本书。

　　在立法方面，王冶秋先后亲自参与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在实施方面，他亲自主持选定由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并开展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培养人才方面，他积极倡议为各地文博单位迅速培养一批文物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使文物事业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文革”期间，他最初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打倒，尽管身处逆境，但他总是坚持以文博事业为重，不顾个人安危，表现出一身正气。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把他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主持全国图博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为保护祖国文物、推进全国文博事业而奋斗。

　　他上任伊始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故宫的重新开放。

　　“文革”开始后，为阻止红卫兵进故宫“破四旧”，从1966年8月18日起，故宫就关闭了。周恩来告诉王冶秋，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要他抓紧故宫的恢复工作。王冶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商定了故宫的整改方针，确定为“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

　　王冶秋抓的第二件大事，是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1971年春，王冶秋给湖南、陕西、湖北、安徽、河南、新疆、山东、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行文，抽调各地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到故宫参展，并要求每单位出两名工作人员随展。这一活动不仅让文物工作得到一定恢复，而且大量文物干部得以保全。这时的王冶秋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几乎从早到晚和大家干在一起，有时中午就自带馒头等干粮和大家一起吃。外省来的工作人员发现满头白发、略显苍老的他是一个工作认真、待人亲切的“好老头”，对他都很敬重。

　　王冶秋抓的第三个大事，是《考古学报》《文物》和《考古》三本杂志复刊。当时全国学术刊物一片荒芜，这三份文物类杂志可谓复刊独早。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此为契机，7月1日，“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慈宁宫开展。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7月22日，《文物》等三本杂志复刊。王冶秋的三板斧全部完成。

　　利用这几个大项目，王冶秋陆续将文物局在干校劳动的人员调回。王冶秋还争取将集中在干校劳动的文化部的不少秀才、笔杆子，调到“图博口”。一时间，文物局所在的老北大红楼群英荟萃，成了藏龙卧虎之地。

　　70年代，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湖南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帛书，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发现唐代简牍，湖北睡虎地出土了秦简，安徽双古堆汉墓发掘出汉简等。王冶秋决定邀请国内顶尖学者和专家参与对这批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工作。唐兰、商承祚等十几位大学者齐聚沙滩红楼。在“批林批孔”的一片喧嚣声中，红楼成了一方难得的学术净土。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在怀念他的诗中写道:“我爱王冶秋，坦坦心无私。……十年遭世乱，风义可概见。”在“文革”那样的日子里，我国的文物事业仍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这似乎是个奇迹。它确实是与王冶秋同志顽强不屈的努力分不开的。

　　王冶秋对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特别重视，及时提出保护修缮意见。1975年，王冶秋到新疆考察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保存状况，千佛洞的许多洞窟开凿在陡峭的石壁上，只能踩着竹梯上去。王冶秋66岁了，有严重的心脏病，每天要多次吸氧，却径直扶着梯子往上爬。回京后，王冶秋给主持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李先念写了报告，提出保护意见。李先念后来谈到文物保护时多次讲:“你要动它一下，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周恩来也多次说王冶秋把文物古迹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文物送人，就像割他肉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旅游总局要在故宫中利用古建筑开旅馆饭店，王冶秋坚决反对。他坚定地说:不管是谁的意见，也绝不能同意，撤掉我的职，我也不同意!最后只好作罢。

　　文物保护是一项个性突出的特殊事业，安危都要仗英才。李瑞环1973年至1979年担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指挥，与王冶秋没少打交道，王冶秋经常要求他停止施工或改变施工路线。修地铁拆城墙时，施工单位要把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一起拆除，王冶秋坚决反对，并向周恩来报告了不能拆迁的理由。最后，周恩来亲自召开专门会议，确定了保留古观象台的方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瑞环作为中央领导人主管文化、文物工作，他在故宫参观“文物精品展”后说: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拆毁得差不多了。《中国文物报》总编辑彭卿云现场听到了李瑞环的讲话，随后在《中国文物报》上作了报道。“多亏有个王冶秋”，由此流传开来。

　　王冶秋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对文物的感情很深，全心全意保护文物;王冶秋也是公私分明，干干净净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冶秋和郑振铎共同定了一条规矩:文物工作者不得收购和收藏文物。文博界的老人都公认，王冶秋从事文物保护近40年，自始至终不曾染指一件文物，家里连一件复仿制的工艺品都不曾陈设。

　　王冶秋集战士、文人、学者、领导于一身，他不仅是位实干的革命家，他的文笔也一直享有盛誉。他的小说《青城山上》并文中的诗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被传诵一时。他写的怀念李大钊、吴可、潘漠华等烈士的文章充满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热爱，所写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等散文充满强烈的新旧对比，总是有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

　　1987年10月5日，王冶秋平静地远行。10月23日，他的骨灰从长城望京楼上撒向群山之中。王冶秋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他的思想风范、学者品格、敬业精神和千秋功业，在文博界至今广为传颂。(王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