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合照背后的故事

　　1935年8月，甘肃两当，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与警卫参谋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后排左起:宁积贤、廖辉、詹大南、吕清、田崇厚

　　1935年8月，甘肃两当，吴焕先(左)徐海东(右)合影

　　1935年8月3日凌晨，红二十五军攻克两当县城，8月5日一大早，红二十五军又沿着两当河岸的山道出发了。在这停留的一两天时间里，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拍摄了几幅合影照片，可惜的是因为多重原因也就只保存了这两幅，其中上幅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保存下来，郭述申后来回忆:西征北上途中，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城合拍过一张照片，我将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转到斯诺手里，后收入《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下副由徐海东保存，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两位青年将领英姿飒爽，蓬勃向上，共同担负起领导红二十五军的职责。

　　“七仙女”的故事

　　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里有7名女护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她们都来自大别山区，她们分别是:周东屏(周少兰)、戴觉敏、余国清(余光)、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实际上这些红军女战士早都经历过严酷革命的血与火考验，他们基本上都是红军家属，活跃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她们是当之无愧的红军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告别大别山后，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护士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决定让她们留在根据地。

　　“七仙女”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同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未想过要离开这支队伍。于是，7名女红军找到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请求他收回留下女战士的命令。就在这时，一匹战马的蹄声由远而近，徐海东副军长来了，听说此事后便大声说:“快赶队伍去!”自此，红二十五军队伍也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7位红军女战士都是历经多重考验，却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如戴觉敏，191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后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看护员。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长征前已有10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之初，她的父亲戴雪舫就在掩护学生转移时牺牲;1932年夏，她的哥哥戴克敏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的罪名错杀。

　　而周东屏，原名周少兰。1917年出生在安徽六安县，由于家境贫穷，10岁就被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12岁时，她逃离当时的家庭，后参加红军并做看护工作。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的雒南县(今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发生激战。敌人虽被击垮了，但亲临前线指挥的徐海东却负了重伤，一颗子弹穿透左眼底，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血和痰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危急关头，17岁的周少兰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地吸吮出，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得均匀了。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战争环境里，她日夜看护着徐海东，将炭火烧旺，换绷带，擦伤口，喂饭喂水。一连四天四夜，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徐海东的生命夺了回来。第五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问守在身边的周少兰:“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周少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还出发呢!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后来徐海东对她说:“没有你，我徐海东就不存在了。少兰同志，你改名叫‘东屏’吧。‘东屏’，即是我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1935年10月，周少兰与徐海东在陕北举行了婚礼，成为革命伉俪。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生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楷两位女战士先后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其余的战士们挥泪告别战友之后继续长征，而这幅图片就是红二十五军的女护士和一部分伤病员坐船于1935年8月过渭河的情景，照片清晰可见陕北的独特地貌和船只运载着战士们。(程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