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伟和对大别山的眷恋、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从部队转业到安徽，雷伟和仍然不能释怀。

　　省委机关钢厂并入合肥钢铁厂后，组织上拟安排雷伟和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徽州地委第一书记。雷伟和听说后，要求回六安专区工作。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他:“目前，六安专区只有一个副专员的职位了。”雷伟和说:“副专员就副专员。”1962年2月，雷伟和调任六安专员公署副专员，他的一家从省城合肥迁到六安。

　　六安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长江淮河之间，东接淮南线，西毗豫东南，南连鄂东北，北濒淮河岸，俗称“皖西”。六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半壁江山在皖西。六安专区，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贫困地区。雷伟和到六安任职时，六安专区辖六安、寿县、霍邱、舒城、金寨、霍山、肥西、庐江等8个县，和全省、全国一样，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雷伟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大别山闹革命，参加红军，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吗?因此，他把对革命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雷伟和便被“靠边”在家。

　　自1966年10月开始，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煽惑下，全区造反派组织蜂起，鼓吹“怀疑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揪斗。雷伟和，也是批斗对象之一。那时候，专区党政机关受攻击，工作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被迫停止活动，全区社会、工作、生产秩序一片混乱。

　　1967年4-7月间，六安专区造反派已经开始的“革命大联合”又分裂为两大派，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伤亡。这两派都动员雷伟和造反，雷伟和是哪一派都不参加。但他介入了观点，不同意对专区公安处采取“静坐”和“绝食”斗争。

　　1967年9月，6408部队(12军)34师一位副师长率部到六安“支左”(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抛出雷伟和档案，对其历史无限上纲。

　　所谓雷伟和的“历史问题”，是指1935年被反动保长强迫送到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工作团游击大队当兵三个月的问题。其实，这一段历史，组织上已多次审查，早有定论。1936年1月份，雷伟和参加组织暴动，枪杀了大叛徒张德山，回到红二十八军之后，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就作了审查，并让雷伟和在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三营七连当班长;1938年，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又作审查，并在审查之后于6月批准雷伟和入党;1941年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在审干时，团政治处作了审查;1955年授衔时，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又进行了全面审查。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已作结论的历史又被翻了出来，并错误地对其立案审查。

　　那时候，雷伟和经常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地委书记杜维佑、专署副专员郑象生等。但他们都能泰然处之。对大是大非问题，雷伟和泾渭分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批斗时，有人诬陷他是“叛徒”，他翘起抗战中被日本鬼子枪伤致残的腿，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难道这是狗咬的吗?!”

　　一次，造反派在皖西大戏院召开批斗大会，对雷伟和捆绑吊打。同时，被吊打的还有专署副专员郑象生。皖西大戏院的舞台上，一边吊着一个，轮流放下来鞭打。造反派松开手里的绳子，把雷伟和放下来，喝问:“承认不承认你是叛徒?”雷伟和断然回答:“我不是叛徒!”造反派一阵鞭打后，又把绳子扯了上去，把他吊在半空中。这时，台下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战士看不下去了，连长向战士们喊:“全体起立!”他们集体退出会场，列队走出皖西大戏院。

　　对皖西大戏院，雷伟和作为分管文教的副专员相当熟悉。1961年建成后，雷伟和经常在这里看戏剧、电影和参加重要的大型会议。1964年4月20日，刘伯承元帅来戏院观看庐剧《雏凤凌空》，休息期间还题写了“为工农兵服务，皖西大戏院纪念”。可是，雷伟和怎么也没有想到，皖西大戏院今天却成了批斗老红军、老共产党员、老干部的场所!

　　雷伟和被打得脸肿头大，人都变形了。批斗结束回家时，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庆岚都不认识爸爸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进爸爸的房间看他!

　　随后，对雷伟和实施所谓的“群众专政”监护一年多。

　　1969年8月，雷伟和受到错误处理，定为“叛徒”，不戴帽子，撤销党内外职务，暂按行政22级发给生活费用(当时实际工资级别为12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雷伟和被批判、被吊打，被定为“叛徒”，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他的人生跌入了低谷。(张正耀　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