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寨往事
——前畈公社的“医疗记忆”
在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处,有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而且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天堂寨。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现在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点。然而在50年前,不通公路,交通闭塞。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很多人终生没有出过大山,也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1969年3月,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安徽医学院附院除1/5的人员去安徽省立医院工作,其他4/5的人员都下放到农村,号称“五四”干部。金寨县分配去了100多位医务工作者,其中6家医护人员带着全家老小和全部家当下放到最为偏僻的天堂寨,为这里的人民送医送药,受到山区人民的爱戴,称他们是“神仙”。
50年前,天堂寨叫前畈公社,它是前畈公社、后畈公社和渔潭公社合并而成的一个大公社,行政机构设在后畈的一个祠堂里,隶属金寨县燕子河区。所谓“畈”就是“山里的平地”,这里资源丰富,茶稻飘香,但贫穷落后。地处闭塞的大山腹地,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极低,文教卫生工作落后,只建有一所小学。前畈公社医院设在后畈大队的一个山头上,所谓的医院也就是一个四合院,几间破旧的房子是医务人员住房,一间中西药房和一间治疗室,治疗室里就是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可谓一无所有。药品都是从几十里山外靠人挑进来,1个月进一次货。这里的唯一优势是有电灯。因为山里水资源丰富,公社有自己的小水电站,晚上供电到10点钟。当地生活非常艰苦,公社没有集市,一年里很少吃到新鲜肉,老百姓偶尔杀猪,你得会刀下抢肉。鱼虾是不见身影的,鸡蛋和豆腐倒很便宜,5分钱可以买1个鸡蛋或1块豆腐,这就成了下放人员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即便这样,老乡们家里只有来客人、办喜事,才有豆腐和鸡蛋吃。医院里的年轻医生还想了个办法,春天到田里摸田螺来补充蛋白质,一次摸一大篮子,大家分享。新鲜蔬菜品种也很少,冬天没有蔬菜,基本上就是吃腌菜。住的是瓦房,也挺高,但地是泥地。窗户是用竹子编的竹排做窗门,白天用竹棍撑开,晚上放下来;到了冬天,用塑料布在外面封上防寒,下雨天经常漏雨,吃水要每天到山下的水井里挑。洗衣服要走到山下的大河,河水清澈,到了冬天,寒冷刺骨,洗完后手就冻僵了。
就是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和艰苦条件下,这些医护人员用他们精湛的医术,竭尽所能地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培养了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蔡天沛、戴葆源夫妇,干自强、戴秀萍夫妇分配在公社医院,其他4户分在3个大队卫生所。进山的路很难,有两条,一条从金寨县城梅山走,一半路可以开车,一半路要靠自己翻山,耗时3天;另一条路从湖北英山罗田走,2/3路有车,1/3路翻山,耗时两天。他们选择了后者。车把他们送到两省交界的山脚下,行李扔在路边由老乡来抬,自己就跟着接他们的公社干部翻山,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才到达前畈。随第一批到达的干医生夫妇这时才知道公社医院并不在前畈,他们第二天还得走十几里山路去后畈,当晚就在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地上铺上稻草和床单,合衣睡了一夜,第二天赶去公社医院。第二批出发的蔡医生夫妇也从湖北进山,但这次是先期到达的干医生接他们,直接从湖北进入后畈,省了一天时间。
山里最常见、最紧急的就是产科疾病。蔡医生夫妇到达公社医院行李还没有安排好,就有人叫出诊,说是产妇胎盘滞留。妇产科出身的戴葆源医生二话没说拿起出诊箱在当地医生的陪同下,跟着病人家属去出诊。家属带着他们披荆斩棘一路爬山,不走正规山道。到了家门口,突然开了一枪,把戴葆源吓一跳,一个城里来的女医生哪见过这阵势,这时病人家属连忙解释:驱邪,用的是猎枪。进了家门,只见一位妇女站在灶台边为全家人做饭,裤裆里露出一根筷子上系着脐带。戴葆源大吃一惊,赶忙让产妇躺到床上去,检查后发现是尿潴留,立刻插管排尿,尿排空了胎盘娩出,她又嘱咐产妇好好休息,不要忙着下地干活。返回时病人家属送他们走正规山道,戴医生问他,你刚才带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走这条路的吧?当地医生说这是为了避开他人。
当地人说的都是湖北话,刚到那里的人听不懂,后来他们慢慢学会听懂,也能说上几句。看病、出诊不分白天黑夜,大病小病随叫随到。出诊时,他们都会问清家属“么事如的”(怎么不好)?这样便于准备携带药品。戴葆源、戴秀萍医生两人经常一起去出诊,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俩,称戴秀萍小戴医生、戴葆源为老戴医生加以区别。小戴医生是安医的麻醉科医生,见识过各种手术。所以,那时常见的急诊外伤、脓肿切开、缝合等外科小手术等都是由小戴医生处理。老戴医生有小戴医生在一起,遇到难产、刮宫等手术操作,感觉心里有底。病人一来叫出诊,她们立刻带着小的消毒锅和器械出发,到了病家消毒器械,小戴医生就做支持治疗,控制病人心率和血压正常了,老戴医生立刻操作。那个年代,在这偏僻的山乡,妇女生孩子还是请产婆,坐着生。遇到难产,那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后畈黄家湾有个姓黄的邮递员,他哥哥还是复员军人,妻子难产,让产婆接生,坐在火塘边生,怎么也生不下来,黄邮递员把老戴医生请去,戴医生见状让产妇躺到床上,他们不听,任凭产婆接生,胎儿出来就夭折了。老戴医生在旁边又气又急插不上手,同时也意识到宣传科学分娩的重要性。巧的是黄邮递员的妻子也怀孕了,老戴医生就让他带妻子来做产检,生产时不请产婆,老戴医生给他们接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哥哥看了很羡慕,表示以后要请医生接生,这就教育了很多人。
在那闭塞的地方,何止是当地妇女,下放医生生孩子也是过鬼门关。1969年底,还有半个多月才到预产期的小戴医生出诊回来,羊水破了,老戴医生只能就地接生。没想到生产时胎儿头臂复合先露,遇到了难产,在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深山老林,别说剖腹产连输液的条件都没有。小戴医生生了两天一夜,已没有了宫缩。在这危急时刻,干医生和老戴医生临危不乱,用6根银针针灸双侧至阴穴、足三里和三阴交,5分钟后宫缩就来了,很快一个漂亮的女孩以敬礼的姿势呱呱落地了,母女平安。那时候西医都学了一些中医知识,会针灸,在缺医少药的农村,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诸如牙疼、头疼、急性扭伤、滞产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那里看病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佛顶寨下老店大队一位老乡,砍柴把小手指末两节砍掉了,他用布把断指包着,径直跑到医院。那时,医院里连一根合适的缝合针和线都没有,小戴医生接诊,什么也没有多想,立刻用盐水清洗伤口和断指,仔细把断指和残指对接起来,用凡斯林纱布包裹,再用压舌板做了夹板把手指固定住,包好。12天后,拆开包扎,这个手指竟然救活了。
一次,渔潭公社领导打电话给前畈公社领导,请老戴医生去他们公社泗河大队山里接生。在年轻医生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十多里,老戴医生来到产妇家,这是个48岁的高龄产妇,难产,无宫缩。老戴医生检查后,在产妇的架子床上系了一根绳,让产妇拉着助产,然后在产妇脚上扎至阴等穴位,宫缩就产生了,生下来一个脱皮死婴。两个医生一看这是梅毒造成的,马上给产妇注射青霉素。处理完病人已经很晚了,当晚无法返回。产妇家很贫困,一家5口人就一床被子,两位医生就在产妇家火塘边和她的3个儿子坐了一夜。第二天,老戴医生到大队的代销点给产妇买了红糖和草纸交给产妇丈夫,又去泗河大队卫生所,向赤脚医生交代了后续治疗,要他们去买药,治疗梅毒。梅毒是国民党土匪给山区人民留下的罪恶病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派医生去山区消灭了梅毒,但由于农户居住分散,还有遗漏的。
1969春夏交替时,青黄不接,老百姓自己口粮都不够吃,外面来的知青小伙们更没粮食吃。有个淮南知青饿了两天没吃东西,就掰了地里的玉米,挖了红薯,生的就啃,还吃了一碗南瓜,结果肚子胀得不能动,刚开始来医院拿了些助消化的药,可到下午不行了,就来请蔡医生。蔡医生赶到知青点,仔细问诊体检,发现他是急性胃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巧的是僧塔寺的医生去武汉出差了。怎么办?他们决定就地抢救,紧急请安医下放在本区其他公社的吴又和李祖蔚两位外科医生出诊,并立刻向公社领导汇报,通知水电站供电。手术决定在王墩大队卫生所进行,那里原来是合并大公社前的前畈医院,条件也很差,但是有一张手术床,而且王墩位于长岭和后畈之间,可缩短吴又医生的路程。安医附院医务人员当年下放到金寨县时,附院为每个公社医院都配备了高压消毒锅和整套的器械和帐篷。由于没有手术条件,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这次用上了。4位医生去王墩前把手术需要的器械消毒打包。干医生、小戴医生把孩子交给老戴医生妈妈照看,小戴医生自己还怀有身孕,跟大家带着器械消毒包一起走了十几里山路连夜赶往王墩。
此时,病人已经重度休克。没有大型输液制剂,小戴医生只能维持着病人的生命,他们和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安医下放医生吴毅文、姚馥兰夫妇,年轻医生邬遵应轮流看护了一夜,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第二天,吴又医生首先赶到,病人的情况已等不及李祖蔚医生,必须马上手术,身为骨科医生的吴毅文医生做助手。没有做全麻的麻醉剂,小戴医生就打了硬膜外麻醉;没有手术护士,老戴医生做手术护士,传递手术器械;没有无影灯,他们专门去供销社买了一个100瓦的灯泡,年轻医生们站在外围的桌子上高举最大的手电筒对着术野。手术就这么开始了。他们从病人胃里挖出了一木盆的食物,有玉米、生红薯和南瓜,然后用自配的盐水冲洗胃。历时40分钟,手术做得很成功。当李祖蔚医生带着一身露水赶到时,手术已经接近尾声。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在医生们的通力协作下,挽救了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淮南煤矿勘测队队员。
他们热情为山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精湛医术获得老百姓深深的信任,以至于淳朴的百姓连他们的孩子都深信不疑。干医生和小戴医生的儿子干磊进山时才7岁,刚上小学。大山里生活枯燥,大人出诊时就带着小孩,一方面有个伴,另一方面也让他玩玩。当地老乡有一待客的规矩,每次医生出诊去老乡家,他们就会炒瓜子、花生招待,而且必须拿,不拿就是看不起他们。小孩很高兴跟大人出诊,遇到好的还可以有鸡蛋吃。干磊常陪大人出诊,尤其是陪老戴医生。慢慢地,在陪大人看病的过程中,他也知道了一、二。一天上学的路上遇到两个来看病的老乡,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干磊。干磊问他们么事如的啊?病人就跟他描述了一番自己的情况,他说这好办,我给你们开个方子,你们去拿药好了。病人当真了,拿着他开的处方来医院拿药。医院的药剂师老吕一看,这是什么,不给药。病人说是干医生家相公(山里人对别人家男孩的尊称)开的,老吕就在院子里叫干医生,大家都跑出来看,全院的人都笑弯了腰。只见纸上写着:土每数,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干医生赶紧给病人看病,开药,并告诉他:细伢子,你不要相信他。病人说:你的“相公”也是医生,一定不差的。不过干磊长大后确实当了医生,几十年后,山里的玩伴到安医看病,无意中看到干磊的名字,还去找了他,两人见面唏嘘不已。
随着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1971年开始他们陆续被调回,直到1973年初大部分人员调回,山里都还没有通公路。但是在公社领导的关怀下,公社新建了医院,建起了手术室、X光透视室、化验室和病房。公社开办了红医班,招收知青和当地有文化的年轻人学习医学知识,培养赤脚医生,蔡医生暑假还回来给红医班学生上课。安医也打破常规接受公社医院的年轻医生到安医学习进修外科、麻醉科、放射科和检验科;外出读医学院的学生也返回家乡服务;老戴医生在那里还培养了手术室护士。到下放医生全部离开时,医院已可以开展手术,处理各种疾病,如被大树砸得脾破裂的伐木工,送到医院就能马上手术;可以为出生24天肠套叠的婴儿手术,且诊断明确。医院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大为改观。这些医生后来都成了区、县一级医院的中坚力量。( 蔡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