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爆发。

　　实际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5月，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派人到西安，得到中央代表林伯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指示和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文件精神。7月14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决定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举行停战谈判。为此，高敬亭致信卫立煌:“我奉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1)接信后凡驻我附近的国民党兵立即撤退;(2)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7月1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卫立煌的代表商谈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高敬亭在此机智地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为创造一个停战谈判的和平气氛，包围红军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必须后撤10公里;第二，鉴于谈判在岳西县城举行，必须确保红军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三,此次谈判只是局部停战谈判，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中央解决。只有这三个先决条件得到确认和实施后，方能派出代表谈判。

　　此时的卫立煌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蝶变，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住在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半夜里当他被一阵枪声和嘈杂声惊醒之后，便和住在招待所里的二十多名国民党要员一起成了杨虎城的俘虏。他原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深的人，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当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时，他却意外地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平安地回到南京。回到南京以后，他回想起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惊险经历，以及张学良的谈话和中共方面的意见，不禁感慨万千，从而意识到抗日救国确实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抗日就要沦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对他这样的人能不念旧恶，毫无侵犯,使他下决心放弃内战，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所以,当他接到高敬亭的信后，便以积极的态度来寻求和高敬亭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

　　7月28日,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经过数轮谈判,在岳西县九河签定了停战协议书，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鄂豫皖边区得以实现，成为南方八省中最早实现区域性国共合作抗日的地区。

　　1937年8月上旬，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发布抗日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红二十八军和皖鄂边区特委干部会议，再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传达岳西停战谈判新达成的协议，着重研究向七里坪集中问题。高敬亭告诫全体同志，虽然停战协议签了字,但要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内的极端分子利用停战后的和平心理，搞突然袭击。为确保部队安全，会议重新确定了从皖西到七里坪的行军路线。会议还决定派人分赴各地，向红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通知他们到七里坪一带集中。8月上旬,高敬亭、何耀榜率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和二、三分队和潜太游击队，从岳西县鹞落坪出发，经罗田县北部的东界岭、麻城县乘马岗、经扶县箭厂河、闵家山、高山岗、卡房等地，前往黄安县七里坪，没有按照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规定的路线行进。事前，高敬亭还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情况;并命令部队分散行军，备足干粮，途中尽量不做饭,不耽误时间，以防被袭。

　　进驻七里坪之时，国民党武汉行营派极端反动的专员程汝怀,在七里坪设“鸿门宴”,明里邀请何耀榜及随员赴宴，暗中却在七里坪及附近大量构筑工事，企图以其优势兵力，先逮捕何耀榜，再围歼到达七里坪附近的红军。地下党的同志及时送来情报。高敬亭和何耀榜等人分析，如果去赴宴，很可能遭毒手，如果不去,对方则可以借口红军不要七里坪，撕毁原订协议。面对这场斗争,红军采取积极对策：高敬亭指挥部队在外面做接应，何耀榜带领挑选出来的红军战士组成警卫队，前去“赴宴”,机智地控制了宴会厅，使对方慑于自身安危而未敢施以毒手，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的流血事件。程汝怀的阴谋失败后,国民党武汉行营致函红军,表示遵守停战协议，欢迎红军进驻七里坪。不久国民党一○三师所部撤出，高敬亭率部进驻七里坪。(胡遵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