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4月8日零时起，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据官方统计，3月18日以来，武汉市除23日新增1例确诊病例外，无新增确诊病例。3月27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柳东如称，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武汉市整体由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

　　“封城”至今已经69天的武汉，距离解封还有一周。

　　武汉应该怎么迎接解封?接下来的防控工作该怎么推行?社会和经济秩序如何恢复?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五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分别从流行病、公共管理及经济的角度进行解读。

　　汉口火车站出站通道中，警务人员身穿防护服维持秩序。新京报记者陶冉摄

　　防控：要在重点人群中筛查无症状感染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于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系主任魏晟)

　　新京报：湖北解封，武汉也将在8天后解封，现在武汉的防控情况怎么样?

　　于安：就全国来讲，新冠肺炎已经进入从危机处置到恢复常态之间的过渡期。

　　根据3月23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的中央领导小组会议，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这意味着以隔离与治疗为主的处置进入后期，同时开始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解封后，隔离作用降下来，社会开始流动，但是又没有完全放开。这一时期需要进行风险管理，不仅对政府，对全社会都是一个新的重要考验。

　　新京报：这些考验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安：现在整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及其程度下降了，但是威胁仍然存在。防止疫情反弹和控制境外输入，成为防疫的两大任务。

　　两方面工作都有不确定性，在这一过渡期中，防控的措施停下来一部分，也没有完全放弃;社会生活正在恢复，但是随时可能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

　　新京报：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哪些条件是解封需要具备的?

　　魏晟：疫情发生后，我受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委托，参与武汉市疫情分析。我们3月初为了可否解封做了一个评估方案，供疫情防控指挥部作参考。

　　当时已经没有出现聚集性的病例了，新增的病例都属于密切接触者，隔离点的病例被迅速地发现和治疗了。另外，武汉的救治能力在恢复，比如病床已经空出很多，如果有紧急事件，方舱还可以随时启动，大量的隔离点还在运行中。

　　我们采取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个方法，之前用来评估过流感大流行的风险。其目标是评估解封后武汉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

　　新京报：今天，国家卫健委通报称有1541例无症状感染者接受了医院观察。无症状感染者是不是眼下武汉需要重点关注的?

　　魏晟：无症状感染者是所有传染病都会存在的现象。

　　从传染病防控的角度来看，对于社会上的重点人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比如地铁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密集场所的管理人员等。在武汉复工复产前，最好在他们之中进行核酸和血清学的排查，看看有没有潜在的无症状感染者。

　　新京报：目前来看，该怎么进行筛查?

　　目前也没有简便易行的方法在一般人群中去筛查。武汉每天的核酸检测能力是两三万份样品，如果扩大到任意人群里，其检测压力可想而知。

　　并且，核酸检测受采样的技术的限制，假阴性比例比较高。血清学的检测，目前有些方法假阳性率较高。如果今后有十分高效灵敏的方法，我们倒是可以进行全民筛查。

　　新京报：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如何，会对解封造成影响吗?

　　魏晟：只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就可以把无症状感染者的风险降到较低的水平。目前看来，这些人不是新冠肺炎流行的主要传染源，阳性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显然不会比有症状的病人更强。

　　但他们的传染性到底如何，还需要详细评估。我希望能够迅速启动这方面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消除大家的疑虑。

　　到达武汉的旅客等待换乘地铁。新京报记者陶冉摄

　　警惕：“武汉的人流和车变多了，但要控制聚集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系主任魏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研究员刘鹏)

　　新京报：武汉的公交已经开始运营，地铁也重启了，人群开始聚集性活动，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

　　魏晟：这几天，街道上的人流与车辆慢慢多了起来，开始有堵车现象了。现在针对地铁、医院、超市等人流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复工的一周前都在做培训，以及物资准备。

　　如何恢复商业活动，还在摸索中。像超市、地铁、机构单位等都还好说，令人头疼的是小摊小贩、个体户的经营。比如菜市场怎么管理，怎么进货、人员怎么流动，防控怎么做，这都是一些具体的挑战。

　　总的原则是减少人员的聚集。只要有人员的聚集，新冠肺炎传播的风险是不好控制的。

　　新京报：武汉有关部门是否已经在解决这类问题?

　　魏晟：政府出台了各项预案，各个部门也根据方案制定了相应的细则。公共交通上，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居民凭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地乘车。第二，公共交通的人流量不超过设计容量的一半。第三，除了车辆消毒外，还会准备一些手用消毒剂。

　　餐饮店方面，政府可以考虑对餐饮行业进行分类管理。北京等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武汉可以直接借鉴过来。比如限制进入餐馆的人数。目前基本上不会允许七、八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新京报：复工复学能否顺利开展?

　　魏晟：关于复工，已经有了预案，从各地的经验来看，防控效果比较满意。

　　但复学就比较麻烦。试想一下，当教室里的孩子挤得满满的，如果有一个病例出现，那么所有孩子都是密切接触者;此外，还涉及到到学生住宿、交通等问题，这以后将是后期的一个焦点问题。如果要开学，一定要做好预案，比较好的措施是小班教学或者错开时间上学。

　　新京报：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要维持多久?

　　刘鹏：现阶段解封之后，大部分的常态化管理措施恐怕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地铁、公交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交通场所风险较高，防控仍需维持较长时间。

　　建议政府能够针对不同场所的人员密集程度、流动性情况、承受疫情风险的能力等特征，进行差异化等级区分。

　　我们都希望武汉能够尽快回归正常轨道，但这个过程不能太急。

　　汉口江滩的高层建筑外墙打出“守望相助”字样。 新京报记者陶冉摄

　　改造：公交和建筑的通风窗户要增加

　　新京报：为了保障武汉解封后的生活和工作安全进行，有哪些是可以改进的?

　　于安：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以下两个方面是尤其值得进行。

　　第一是公共设施的改造和完善。我们应当思考，怎么提高公共卫生标准。比如，现在大部分空调公交车的窗子是密封的，发生疫情后，香港很多公交车已经把死车窗换成了活车窗，保证车内的通风。

　　现在很多新建筑采用玻璃幕墙，通风的窗户非常少。一些建筑的电梯触钮都是感知的，戴着手套摁不动。中央空调的使用，也可能将空气中的病毒扩散开来。

　　第二是增加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投入。传染病实验室，高危病毒实验室、尸体解剖实验室都要抓紧建设，过去，我们是不够的，也不是普遍都有的。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应对，医疗系统很疲惫，现在要做必要的休整和补充。

　　新京报：除了生活，人们也关注医疗秩序的恢复。

　　魏晟：解封前，我最关注的是需要急救服务的病人和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包括一些需要血液透析以及化疗的病患者，因为“封城”和医院集中处理新冠患者的原因，他们的救治受到一定影响。

　　解封后，这些因“封城”而延误的病患者服务应当优先恢复。

　　新京报：眼下很多医疗队陆续撤离，会不会影响对病人的收治?

　　魏晟：武汉要加强本地防控能力。解封前，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对病人早发现、早隔离的流程建设以及防护物资的储备。人群一旦放开，这方面的能力不足，是很危险的。

　　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参考其他省市的做法，比如上海在117家发热门诊的基础上，又增设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来提高发现病人，处理病人的能力。医院也应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感染管控流程，处理各类病人的收治。

　　新京报：与“非典”时期相比，这次疫情防控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教训需要汲取?

　　刘鹏：跟非典相比，政府在防控的法治化程度、信息化防控、发动群众参与、分类防控方面有了明显进步。

　　但在网络直报体系运行、初期风险预警和决策、应急物资采购与分配、吸收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防控以及破除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我们要优化政府、科学家、社会参与风险决策机制，提升专业话语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威，将专家学者参与决策的形式制度化，并适度赋权给地方政府进行应急决策。

　　3月30日凌晨5点，北京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最后一个夜班，医疗队员在隔离服上写下“谢谢您的热干面”字样。 新京报记者陶冉摄

　　关注：“湖北、武汉人对疫情牺牲巨大，要消除障碍和歧视”

　　新京报：解封后湖北省包括武汉的人员流动会很大，怎么才能避免地域歧视和恐慌情绪?

　　刘鹏：首先，继续推广健康码的互联互通，提升健康码的认可程度。其次，加强对湖北和武汉务工人员身份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工作，并对可能出现的歧视行为做好预防和纠正的预案。

　　建议武汉政府能够在外来人口入户、子女上学等问题上可以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让他们成为新武汉人，对武汉有更好的归属感和融入感。

　　武汉和湖北人为此次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要消除不必要的障碍和歧视。湖北地区的风险已经控制在足够低的水平，一些疑虑和顾忌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新京报：对此，政府部门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魏晟：政府需要带头，官员带头树立善待湖北人的风气。相关用工单位要落实不歧视外来务工人员的措施，打击歪风邪气。

　　可考虑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树立典型。比如，某地的政府官员跑到火车站，去迎接湖北来的务工人员，通过欢迎仪式，向民众展示。这对于破除各种歧视，树立良好风气有较好的作用。

　　恢复：希望出台更长期的经济扶持政策

　　(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罗知，里昂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卢骏)

　　新京报：疫情将对湖北、武汉的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哪些行业冲击较大?

　　罗知：我们核算，在乐观的情况下，湖北每停工一个月，GDP 损失约 3878亿元;在中观情况下，一个月GDP 损失约 4784亿元;在悲观情况下，这一损失约 5236.36亿元。

　　每个行业抗击风险的能力不太一样，目前来看受灾严重的是服务业、零售餐饮、教育行业等。这些行业的租金贵，人工成本高，两、三个月不开工，现金流就断掉了，很难生存。

　　新京报：清华北大曾经联合对受疫情影响的995家中小企业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67.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85.01%的企业最多维持3个月。

　　罗知：我们做了湖北企业生存状况的调查，在停工的情况下，湖北的57.59%的企业最多坚持3个月。

　　我们3月20号左右在武汉一个的区里做调研，10%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真的很困难。政府不可能救得了每个企业，也没有那么多钱。想救企业，最重要的是输血，“血”就是现金。其次是减轻企业负担，比如社保免交，公积金缓缴，减税等。

　　新京报：很多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应对长时间的停工歇业，该如何解决?

　　罗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疫情期间更加严重。各级政府都出了文件帮助企业融资，但做起来非常困难。

　　现在武汉市宣布成立一个两百亿的一个纾困基金，这个就很好，规模上更大一些就更好了。不过目前政府的财力有限，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手段，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商业性的途径。

　　新京报：接下来，武汉是否需要一些政策来推进经济恢复?

　　卢骏：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疫情，不是地方政府能够承受或者解决的。国家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冲宏观经济受到的冲击。

　　企业政策扶持，包括但不仅限于，对企业的税费的减免以及对企业和个人的补助。通过类似于一省帮一市的方法，协调其他的省市对湖北省进行定向支持。

　　罗知：积极的财政政策非常重要，而且政策要分区域、分行业，特别是要针对湖北和武汉给更多的政策。

　　现在一些政策还是短期的，比如免税、社保等政策，我认为可以更长一点。给中小企业的福利政策我觉得至少是两年，最好是3年。这个问题已经在相关部门研究的议程中了。

　　新京报：这些扶持措施应该怎么落实?

　　罗知：其实政府出了很多政策，看上去很多很好，但结果还有很多企业没享受到。

　　有的政策落实不下去是因为政策很模糊。比如，给企业社保免费3—6个月，到底是减几个月呢?这还需要企业和政府谈判，非常花时间和成本。能不能有一个细则，根据营收去对应的减免标准。

　　对此，我做了两轮调查，之间相隔一个月。社保减免政策落实了70%左右的企业，但还有一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这需要督查机制，要具体落实，喊口号是没用的。

　　新京报：应对这种经济困境的保障机制，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卢骏：在这次危机当中，实际上暴露出企业是非常脆弱的。从我国政府来讲，未来需要考虑设立应急资金来应对这样的大型突发事件，设立更加有效的监测机制。

　　实际上，这种应对机制，各国政府都处在摸索的阶段，对这样重大的疫情，还是缺乏足够的准备。这是疫情过后，各国都需要反思的。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王泽勋 王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