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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5日，王学峰从北京出发，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他选择了一趟中途要经停两次的航班，为的是每人能免费托运40公斤行李。

　　他的行李一共有3件，彩色的登山包结实地摞在手推车上，免费的行李额“一公斤都没浪费”。他将在半个月后抵达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

　　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位于中国西藏境内，南坡位于尼泊尔昆布地区，无论从南坡攀登还是北坡攀登，最终都将到达同一个顶峰。

　　王学峰选择了跟随尼泊尔一家公司攀登，虽然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但是老板有过不携带氧气瓶攀登8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为该公司拍摄视频而免去部分登山费用。

　　但直到出发前两个月，他还没能凑够一半费用。有赞助商为他提供了攀登需要的全部装备，总值近5万元，“光一套连体羽绒服就9999元，高山靴也要1万元”。

　　与队伍会合后，王学峰发现，这支由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希腊、加拿大共12名队员组成的国际队并不像传说中的“都是富佬”。他们“只是衣食无忧，能有这笔登珠峰的钱”。

　　同行的印度小哥是在印度卖房子的，这是他第二次来珠峰，第一次登到了距峰顶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这次，他在出发前一个月才把钱交上。

　　比王学峰早一年登顶珠峰的李伟也选择了从南坡攀登。他的理由很简单——比北坡攀登便宜近10万元，对攀登经验没有要求。在珠峰北坡，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价格定在45万元，同时要求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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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德满都出发，只有两列座椅的小飞机降落在海拔2845米的小村卢卡拉。

　　通常情况下，登山用的绝大多数物品由牦牛或直升机送抵大本营，队员们只背常用物品，穿越分散在喜马拉雅山脉周围的夏尔巴村庄。

　　珠峰南坡线路上通常设立4处营地，海拔5980米的C1营地，海拔6400米左右的C2营地，C3、C4营地分别“悬挂”在海拔7300米、海拔8000米的峭壁上。夏尔巴人在营地之间往返，运送食物、燃料和氧气瓶，保证8000米附近的C4营地有充足的必需品。

　　山上的“路”由“冰川医生”夏尔巴人建设和维护，他们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连接起破碎凌乱的昆布冰川，让登山的人能够通过珠峰南坡攀登线路中这段最危险的路线。

　　“以前山上的雪会有5英尺厚(1.5米)，但现在几乎只有1英尺(0.3米)厚了。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攀登珠峰。”已经退休的“冰川医生”昂·卡米·夏尔巴曾对媒体说。

　　从卢卡拉到海拔5346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队员们要走上7-10天。登上山峰前的一个半月，这里将是他们的家。

　　上千顶彩色帐篷点缀在昆布冰川下方的峡谷凹地，地面都是乱石。各个登山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进山划定地盘，支起印着不同logo的高山帐篷。

　　这里有四川厨子做的地道川菜，也有从德国运来的啤酒。公共帐篷空间足够大，队员们在这里用餐、打牌、泡脚、敷面膜等。他们的排泄物会被挑夫集中背下山。

　　大本营并不远离死神。2015年雪崩曾将大本营淹没。尼泊尔发生的8.1级地震导致普莫里峰雪崩，至少19人在此遇难。

　　29岁的何玉龙随另一支15人国际登山队抵达珠峰南坡脚下，在其他人“喘得都难受”时，他绕着帐篷跑步，还在一个30米的坡上练习冲刺跑。

　　李伟在这里患上了咳嗽，这差点拦住他登顶的脚步。

　　大家都在适应海拔，也有有钱人坐直升机飞到加德满都休整，等待好天气“窗口期”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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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峰北坡大本营，北京大学珠峰登山队的队员们已开始了适应性训练。唯一的女队员魏伟将“散落”在珠峰上的营地称之为“家”。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顶。与南坡设置不同，珠峰北坡大本营设立在海拔5200米处。

　　在8844米的漫长路程中，他们要经过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6500米前进营地、7028米的一号营地、7790米的二号营地和8300米的突击营地。

　　大本营里，年轻人偶尔看书看剧弹吉他。“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有高原反应，早晚特别冷，中午又闷热，没那么有意思。”队员夏凡坦言，咳嗽、鼻子出血等都被视为“小毛病”，关注和管理好自己的身体是他们每天要做的事。

　　由于高原反应，魏伟头疼得三晚没有睡着。她抱着帐篷里的太阳能电池板，数上面的小格子。“至今都记得有108个格子，就是睡不着。”

　　“珠峰真的是一座大山。”魏伟说，“北京的香山两小时我们能跑完一趟，海拔6000米的山峰当天冲顶就能完成下撤。但是在珠峰，从大本营出发，冲顶花了一周时间。”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山鹰社想以登顶珠峰的仪式为母校庆生。他们为此准备了3年，并争取到了来自学校和校友的经费支持。

　　从2016年开始，由北大山鹰社队员、北大教师和校友组成的珠峰登山队开始进行系统训练。这包括每周至少一次进山拉练，他们去的最多的是北京的阳台山，每次负重爬3个来回。北大王克桢楼，地下二层到第二十层，队员们每次训练需负重20公斤，4小时内往返42趟，三年累计爬升高度相当于10座珠穆朗玛峰。夜里11点出发，徒步一整天，在东灵山绕一个50公里的环线。队员庄方东的运动手表记录下3年训练期间消耗额热量，26万千卡。“这相当于大约450斤米饭的热量。”

　　“最开始是累，到后来就麻木了，因为你的目标在那里。”队员夏凡坦言，队伍的状态在2017年夏天达到最佳，10月份他们登上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珠峰大本营，他们自信属于“比较强壮的，也是有经验的”。

　　5月14日凌晨，队员背着氧气瓶，向顶峰前进。在这支队伍中，海拔7000米以下，睡觉和训练都不配给氧气。如果成功，他们将是登顶珠峰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小的团队。

　　整个队伍经过第一个困难点——北坳冰壁，随后山路虽然陡峭，但队员仍能“像走路那样爬”。

　　在一名队员的印象中，整个爬山的过程无聊又单调，“就是没完没了地走”。他会想一些平时想不通或是当时做得不太好的事。“我想如果我爬山花得时间太久，老师让我延迟毕业，我该怎么给他解释、怎么逗他开心。”

　　过了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山上飘起了雪，与之相伴的还有强劲的山风，行进道路能见度非常低。雪打到身上，衣服上很快披上一层厚厚的冰壳，雪镜上形成了一层抹不掉的冰沙。

　　魏伟卸掉雪镜往前走，很快感觉上下睫毛被冻在了一起。为了睁开眼睛，她拔掉睫毛上的雪，事后才发现，睫毛少了一半。

　　大家的视线里只有头灯打出来的一束光、路绳和自己前面藏族协作的脚印。

　　海拔8680米至8720米，近乎垂直的4米高的岩壁被称为“第二台阶”，队员踩着铝合金梯子向上攀登。那些路绳“最老的可能在山上待几十年了”。

　　再往上的路段更难走，“暴露感非常强”。攀登者要贴在崖壁上完成横切，夏凡感到恐惧。最险峻的一段崖壁几乎呈90度，队员落脚处的岩石不足半块砖的面积。从双脚间的缝隙望下去，海拔6000多米的那些冰川铺在下面。

　　“一边是陡峭的山脊，一边是万丈深渊。你从这个地方掉下去，可能得三四天才能落地。”攀登前，有队友打趣道。

　　事实上，攀登者不会落到山脚。几乎每个登珠峰的人都见过被风雪掩埋的遇难者遗体。

　　一名队员在崖壁上横切时踩空，因为拴在路绳上，只向下坠了几米。在滑落的地方，旁边是一个遇难者的遗体，他能看到遇难者的手套，“他好像背靠着山坡，面对着山下坐着”。

　　登山的人看到遗体，感觉更多的是瞬间的敬畏，他们将其视作山的一部分。很快，他们继续专注到自己的路绳和身体上。

　　“在山上很难有那种共情的力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这件事，或者说是一种生理上导致的麻木，我们只能走好每一步。”夏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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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坡上，掐算着大窗口期的队伍出发前，会在大本营举行煨桑仪式。大家坐在煨桑台前，焚烧松柏枝，诵经祈福，请求山神能够接受他们的攀登。随后，即将出发的人互相搭着肩跳起了舞蹈。

　　南坡攀登的第一个危险地段是海拔5300米到6100米之间的昆布冰川，超过四分之一的遇难者在这里葬身。

　　人们踩着“冰川医生”搭的铝梯，通过深不见底的冰裂缝，巨大的冰塔悬在头顶上方。从这里上山的路段几乎每天都经历被毁，紧接着被“冰川医生”整修。2014年，昆布冰川发生冰崩，至少15名夏尔巴人在这里遇难，这也是珠峰南麓登山史上重大山难之一。

　　从深夜1点开始，登山队陆续出发。黑夜里的冰川状态最为稳定。而到了白天，在太阳的照射下，冰层随时都会断离、崩塌。

　　王学峰记得成功登顶返回大本营时，一名队员在冰裂缝前害怕地哭了起来，不管旁人怎么劝都不肯把脚迈上铝梯。

　　“两侧浮冰大的有几层楼高，随便一块砸下来，大家肯定就没命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里。”何玉龙说。大部分时候，他们通过这里需要4-5个小时。

　　过了昆布冰川，队伍进入西冰斗——一段“很长很缓的大雪坡”。这是最不危险的地带。完成这一段，他们将在海拔6400米的营地休整。

　　何玉龙在这里的营地见到了雪崩，“雪崩过后，你的视野里全是白色的泡沫。即便是小雪崩，声音还是很大。”

　　按攀登计划，他们将要攀登洛子冰壁，再通过冰岩混合的路线，到达海拔7900米的珠峰南坳，最后沿东南山脊登顶。这些不会在一天内完成，从大本营出发到登顶，需要一周左右。

　　过了海拔7000米，何玉龙穿着“不影响攀登的最厚的衣服”行进，还觉得冷。他需要走五六步就停下来，喘几口气，他有意识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以免冻伤。

　　接着，他们要上海拔7300米的洛子冰壁，要靠冰爪和绳子往上爬。

　　没有铝梯的七八米冰壁上，何玉龙看到有队员“拿膝盖跪到坑洼的地方”，费劲地向上爬。在他看来，那是最错误的动作。后来他知道，那名“连基础的技术要领都没掌握”的队员已经爬过两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海拔8790米的希拉里台阶上，穿着醒目颜色羽绒服的人排起了长队，一面是万丈悬崖，一面是一个冰岩石结合的断面，断面之外又是悬崖。

　　何玉龙已经站了40分钟。实在冻得不行了，他拍了拍前面印度姑娘的肩膀说，“继续向前走。”印度姑娘扭头问他，“告诉我，我该怎么走。”

　　他一手扶着冰壁，一手操作着主锁，借着冰爪踢向冰壁的力迅速完成“超车”。这个动作极其危险，但他不想在寒风凛冽中继续等待，消耗着氧气和体能。

　　王学峰认为，能像何玉龙这样“超车”的人不足3%，当季381名登山的人里不超过10个人能做到。

　　“菜鸟遇菜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管上山还是下山，两个人卡那儿，后边耽误的是一队人。”何玉龙说。

　　事后，有人形容那一段的拥堵：好像珠峰有了一条巨长的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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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坡的王学峰和队友在一个月圆之夜冲顶，比别的公司提前了两天。

　　判断什么时候冲项是个技术活。一家第一年做珠峰生意的攀登公司提前冲顶。山上的部分路段还没有修好，加上天气恶劣，海拔8000米的C4营地氧气瓶储备不够，这支队伍一度离死亡线很近。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各公司呼救，“谁有氧气!”最后，一家较大规模的公司帮他们解了围。

　　从南北坡完成4次登顶珠峰的王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卫星技术只能预测风雪的到来，但在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上都会有误差。“大窗口各队都能抓住，但是对小窗口的捕捉各不相同。所以，能否根据卫星技术及山里具体气候作出最后的准确判断，是测试登山领队水平的一块试金石。”

　　海拔8000米，王学峰感觉到了“非常凶猛，声音很狂躁”的风，他冻得鼻涕流不停。“8000米之后很容易接近死亡。”

　　他和队友看到了遇难者遗体。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在休息的人，可“活着的人怎么会露一截肚皮在外面”。

　　他们后来听夏尔巴人向导说，那是一位无氧攀登洛子峰的人的遗体，他已经登顶了，下山时可能死于高山病，也可能死于体力不支。

　　登山过程中，王学峰一共看到了两具遗体，第二具被睡袋包裹着，露出一个手套和一只鞋子。

　　进了帐篷，三个人哭了起来。王学峰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明天自己的状态怎么样，我可能不会登顶，但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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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伟的队伍在晚上8点出发。他的咳嗽持续了近两个月，尽管中途飞到加德满都输了一周液，回到大本营时又不好了，肺像拉风箱一样。

　　在从事户外教育的近20年里，他对自己的体能和登山技术都很自信，但这次攀登中，他依然经历了许多“生不如死”的时刻。氧气面罩里都是冰碴子，他脑海里浮现着孩子的脸，一直在给他加油。每前进一步，他就得停下来休息十几秒。

　　路上，他们偶尔能看到下撤的人，那些得了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的队员被防潮垫裹着、绳子捆好，由几名夏尔巴人拖拽着下山。

　　海拔8300米左右，李伟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开始想放弃，甚至想过会不会死掉。“再坚持一下。”他给自己鼓劲儿。

　　第二天凌晨5点，队伍到达海拔8500米处一块被称作“阳台”的特殊悬崖。攀登者在这里更换氧气瓶，就着热水吞下冻上的能量胶。“太阳出来了，我眼睛又能看到了。”李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走好每一步就好了，其他外面的世界跟我都没关系，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只能关心自己。”

　　王学峰到现在都不知道冲顶当天，自己的氧气面罩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吸不进氧气，怎样吸都感觉吸不进。”夏尔巴协作帮他更换新的氧气瓶，也没有任何作用。他摘掉氧气面罩，开始呼吸海拔8000米的空气。但很快，缺氧让他有了更强烈的窒息感，“胸闷，喘不上气来”。

　　随后的攀登路上，他在摘面罩和戴面罩中循环，这耗掉了他很多体力。打头阵的他慢了下来，直到其余队友全部超过他。

　　他弓着背往上爬，大口喘气，“抬头都费力气”“太累了，好大的风啊”，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撑到8500米时，他终于向自己的夏尔巴向导说，“我要下撤”。

　　这名夏尔巴人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一下，你可以的!”

　　不久后，他看到了珠峰顶，但糟糕的身体状态仍没有好转，他再次向向导提出：“我要下撤，只有1瓶氧气，够我上去，也不够我下去了。”

　　距山顶不到300米时，夏尔巴向导把自己的氧气装备换给了他，示意他继续攀登，此前他一直拒绝了王学峰提出交换装备的请求。

　　王学峰看到他不停地敲击着氧气面罩，隐约也担心这个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年轻夏尔巴人会不会冒的风险太大了。前一年的登顶人数、夏尔巴人向导的成功经验，都是登山探险公司招揽客户时的竞争力。

　　喜马拉雅山脉上，氧气面罩出现问题远不止王学峰一个人。何玉龙的夏尔巴人向导在海拔8700米时氧气面罩也突然坏掉。

　　“我当时就蒙了，如果他下撤，我也一定要下撤，可是我离山顶这么近了，下撤还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即便自己身体状态良好，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独自面对剩下近200米未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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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坡和北坡攀登的4支队伍都没有签“生死协议”。

　　出发前，登山公司为每名队员买了保险。也有队员主动写下了遗嘱。

　　“体能、技术、装备等都跟死亡率相关，我已经尽全力准备了。如果真的遭遇雪崩或者地震，那也就认了。”李伟尊重那些留在山上的人，但他从出发时就告诫自己，“登顶并不是目的，登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

　　“珠峰不是最难的山峰，但本身的海拔就是第一杀手。很容易让人丧失判断力和正常人的思维。”2013年登顶珠峰的张翔海曾说。

　　2019年，珠峰南坡“堵车”成了热议的焦点。有媒体联系王学峰采访。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交通广播电台记者，与他电话联系。

　　“他们就是想套我话，要我说出来‘堵车’造成死亡的事件那么严重，为什么如果有死亡危险还要去登山。”王学峰认为，堵车不能判断为直接死亡原因，“堵车造成直接死亡的可能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可能隐瞒了病情。”

　　“我说的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记者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从我自身的登顶经历，看待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的负面的新闻。”

　　何玉龙觉得自己可能就在“珠峰堵车”的那张照片里。这并不是他在8000米级雪山上经历的第一次拥堵。此前，他登顶海拔8163米的马纳斯鲁峰时也遇到了拥堵。人们排着队走上峰顶拍照留念，他在上面冻了两个小时。

　　回到大本营，很多媒体也都找到他，希望他谈谈珠峰上的堵车和死亡。他总结了一份“通稿”——窗口期短、攀登者技术和体能不足。

　　“现在新起来的一些探险队，可能为了商业，放低门槛，在攀登策略上更激进。”王静坦言。

　　在何玉龙看来，很多稍微有点钱的人不练技术就想去爬珠峰，人为地增加了珠峰上的危险。“没爬过的人都认为登珠峰是一件简单的事，觉得只要有钱，夏尔巴人抬也能给你抬上去，但这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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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早晨8点半，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

　　珠峰顶没有夏凡想象得大，是一个三四平方米左右的斜坡平台。他们曾登顶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山顶“跟足球场那么大”，“登顶后还得到处走走找最高处”。

　　队员们在顶峰录制了对母校祝福的视频。魏伟也在山顶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持续3年的北大“珠峰攀登队”终于将这件事做成了。

　　“登顶的时候大家不会有特别大的情绪波动，因为是一步步、一点点走上去的，所以那个激动并不是一瞬间、一下子从0到100。自己每走一步都更靠近山顶，情绪会更高涨一点，但那种情绪的高涨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往下走的动力。”魏伟说，“登珠峰十万步，每一步都算数。”

　　2019年5月20日，王学峰登顶后浑身在发抖。他没有看登顶时间，因为除了走路和呼吸，他不想做任何动作。他的单反和四五个备用相机拿出来就“挂”了——冻得无法开机。他没能按计划为队友拍摄登顶的画面和视频。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的孩子，毕竟登山公司请他拍摄才免了大部分费用。

　　他在下撤时遇见“像穿成串儿”的登山者，还同正在上山的何玉龙打了招呼。上山与下撤使用着同一根路绳，下撤的人解开自己的锁具向下扣，上山的人将腰间的上升器向上推。短暂的瞬间，互不认识的人都会拉拉手，互相拽住对方腰间的安全带以形成保护。这是王学峰在山上体会到的温暖的举动。

　　在王静看来，登顶并不意味着成功，九成的遇难者是在下山过程中遇难的。

　　从顶峰下来，李伟像醉酒一样，走不稳走不直，最后昏在帐篷门口，他不记得自己的高山靴、冰爪是谁帮忙脱下。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有人喂他红糖姜茶水。一整夜，有人不时拿手指在他鼻孔上试，看是否还有气息。

　　王学峰下撤到8000米的C4营地时，他想，“给我1000万我都不会再来了”。一晚的休息让他体能恢复了不少，下到海拔7000米，王学峰的心情和状态都不错，那时候他又想，“嘿，给我50万我就再来一趟”。

　　何玉龙的队友Donald Lynn Cash没有这么幸运，下山时死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54岁的美国人Don，是个酷酷的人，因为攀登雪山丢过三根手指，却一直没有放弃登山。

　　消息是队长告诉他的。那时何玉龙刚刚下撤到C4营地。队长拉开帐篷，没有任何语言铺垫，“Don在下山时死了，死于心脏病。”

　　“当时我完全控制不了，狂哭。我们55天在一起吃饭，聊天，他就这么死了。”半年之后，何玉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起这件事，又红了眼。

　　他知道“每年珠峰大概都会死四五个人”，但那只是个冰冷的数字。他是民间公益救援机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他们到事故发生地救援，在河边打捞尸体，他一直认为自己面对生死时会很释然。

　　但在营地里，何玉龙觉得后怕。他问自己：我为什么登山?

　　夏尔巴向导用一把安全锁把Don的遗体固定在路绳上，身着蓝色羽绒的Don像贴着崖壁站立一样，看着远方。

　　“能把Don的遗体运下山吗?”何玉龙问。登山公司回复他，可以，要100万美元。空气稀薄，直升机无法飞到这里，需要组织四五位夏尔巴人上山到海拔8750米，这相当于又一次的攀登。而且窗口期即将结束，再上山面临的危险不可预估。

　　不仅有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海拔8000米的雪山里，还有废弃的氧气瓶和包装袋。这在海拔5000米至7000米的很少见。

　　“大家的环保意识很强，这些应该不是故意扔在这里，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带下来。”何玉龙观察到，有探险公司组织人上山捡垃圾，而且为了鼓励登山者保护环境，大本营门口有专门收垃圾的地方，按公斤称重后付钱。

　　回到大本营，没有了出发时的热闹，显得寂静。2019年春季登山中，珠穆朗玛峰上共有11人遇难，9名发生在南坡。

　　这次攀登中，何玉龙失去了1位队友，3名队友截肢，1名患上雪盲。有受伤的队友在6400米的营地坐直升机离开。

　　9

　　北大山鹰珠峰队安全回到珠峰大本营，人群已经在迎接他们。除了开心，夏凡隐约间有种盛宴将散的伤感。对他们来说，登珠峰更像是一个项目，从城市里的训练走到珠峰脚下。

　　“真正的攀登者不会说‘征服山峰’，‘征服’这个词很刺眼，非常不适。”夏凡说。

　　李伟终于从南坡登顶珠峰，准备“登顶感言”还没说，他就哭了出来。

　　拍照后，他拒绝下撤，只想闭眼睡觉。夏尔巴协作警觉地拿了另外一条备用绳子，在李伟腰间的安全带上打了一个结，将他往下拖。

　　有过类似经历的攀登者都明白，人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会反应迟钝，失去意识和判断能力。一旦坐下休息，他将面临缺氧、失温甚至死亡的风险。

　　珠峰之行，李伟瘦了21斤，他觉得最美的景色不是珠峰顶，而是在珠峰旁6119米的罗布杰峰拉练时看到的，那时他还没咳嗽，天气很好，远远望去，被雪覆盖的洛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玛峰一字排开。

　　站在这个蓝色星球的最高点，何玉龙第一次觉得“太神奇了，你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他说，拍的登顶照片能明显感觉到弧度，而他站的位置是这段圆弧的顶点。

　　他们都活着下山了，在山下，很多人都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征服珠峰，只是珠峰让我们感受到了她温柔的一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