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法庭之外接受大量的媒体拍摄，徐枣枣(化名)显得特别淡定。

　　2019年12月23日上午，她作为原告提起的“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2018年底，时年30岁的徐枣枣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咨询冻卵事宜。经检查，医生确认她的身体状况符合冻卵要求，但由于原卫生部于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院拒绝为她提供冻卵服务。之后，徐枣枣以侵犯生育权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前述规定禁止医疗机构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019年11月，湖北省卫健委曾叫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面向单身人士提供的冻卵业务。

　　徐枣枣说，她在咨询冻卵的过程中再次体会到自己因单身而产生的焦虑、不自信。她曾经反复与这种情绪作战，最终选择用一场官司为自己正名。

　　以下是徐枣枣口述：

　　【一】

　　我没结婚，也不特别喜欢孩子，我近几年忙于事业。但我知道，我的想法未来也许会变。25岁的我想不到今后事业上能有发展，但也想不到后来的我对自己的身材和外貌都会感到焦虑。以此类推，也许再过五年，我想要的东西就又会不一样，到时候我的卵子质量恐怕不及现在的好。这是我一开始想去冻卵时的想法。

　　就医的过程本身让我有些不舒服。我第一次去医院咨询，生殖科的医生是一个有点年纪的女性。除了我，其他在候诊区等待的都是不孕不育的夫妇，我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轮到我了，医生问清楚我是单独来咨询冻卵的，就劝我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用的是一种耐心劝告的口吻。她一共只说了大约五六分钟的话。

　　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位医生。她看起来特别温柔，情商又高，说话有门诊医生特有的简洁。但她拿一种“真是胡闹”的眼光看着我。我后来去了第二次，是去看卵巢检查的结果。她告诉我，卵巢健康水平很好，很适合生育。但是现在国家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然后她接着劝我早些结婚生子。

　　她一直劝，我有一种“被看低”的感觉。我就问，咱们医院的冻卵条件怎么样?这个政策以后能不能开放，我还得等多久?

　　医生看到我这个态度，就不再提结婚的事。她说，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完善，但公立医院没有给单身女性开放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先例，私立医院我要自己去问问;现在二胎已经开放了，以后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对单身人群开放也有可能。我说，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与我相似的单身女性，对于这块的需求很大。医生说，她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窝火。这种愤怒无法向医生表达，因为她态度是很好的，这不是她的错。我平时会看些女权相关的公众号，后来去搜集了些国内外生育政策的信息。我发现，谈到生育的问题，人口学家总是在说，出生率太低了，对于国家来说，这样很危险。我读了也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站在社会的角度要求女性如何生活，不是在为女性考虑。

　　再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女性社会学家的讲座，她的研究也是针对人口政策的。我发现，她同时关注到女性的角色变化。她举的例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她谈到了家务分工，谈到了与异性沟通方式的变化，都是从女性福祉的角度出发。

　　我感到很振奋，又回忆起在医院的那些不愉快。我觉得，从我自己的权益角度出发，我想保存我生育能力的想法并不荒谬。大约是这个样子，我下决心争取在国内冻卵，要争取获得我的权利。

　　【二】

　　我有个朋友是微信号“多元家庭网络”运营团队的志愿者，那位女性社会学家的讲座就是他们组织的。“多元家庭网络”的人都知道我冻卵失败的事。也是通过公众号组织的活动，我认识了我的诉讼律师。

　　2019年三四月份，我下决心要争取冻卵权益。我也考虑过要给人大代表写信，不过这时候已经开过“两会”，时机不是太好。

　　律师建议我将医院作为诉讼的被告，因为从始至终，只有医院与我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拒绝给我冻卵。律师向我解释，必须是政府部门直接拒绝我，我才能打行政诉讼，现在这种情况不行。

　　一开始，律师觉得应该把案子当成医疗纠纷。收集证据没花什么功夫。当时我几次去咨询冻卵，都给挂号单都拍了照，做检查、被拒绝的过程都很清楚。原先我把冻卵看成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想要留下纪念。这些照片都是证据。

　　因为我咨询的北京妇产医院分院在东城区，我们先是去东城区法院立案的。第一次去立案庭的时候，我抱有比较大的希望。我到了立案的窗口，先遇到的立案法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了解完我的诉求，关闭了固定在桌上的话筒，就离开找人商量。她回来后对我们说，有一个类似的案子正在高院讨论，你们这个案子也许能立案的，先回去等一等。

　　回家等了一个多月，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就决定再跑一次东城区法院。这次的法官是一名年纪比较大的男性。他把我请到一个小房间里，与我谈了大约十分钟的话。他先说，医疗纠纷的案由不成立，你只是挂了号，不算与医院有合同关系。

　　他接着说，上一回提到的高院案子是一个女性丈夫去世了，她想解冻早先的冻卵，与我的情况不一样，原卫生部有明文规定，没有结婚的人是不能冻卵的。

　　我和律师当天下午又去了海淀区法院，因为我在北京的居住证是在海淀区办的，我们想尝试在海淀立案。但海淀区法院的立案庭很明确地说，必须在被告的所在地立案。

　　这时候我已经想放弃了。几次去法院我都提前准备材料，上午8点多就赶到立案庭，然后安检，排上很久的队，最后只能说上不到10分钟的话。

　　我以为这件事没希望了。后来一次我去出差，律师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立案通知书：我们的案子在朝阳区法院立案了。我当时在外地，正和朋友在咖啡馆谈事，看到消息的时候，忍不住叹了一声：“天啦!”

　　朝阳区法院的民事传票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朋友看到我这么开心，也有点诧异。他说，又不是胜诉，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就解释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我说，这个案子立案就很困难，而且我打这个官司是希望推动政策变化，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案子。

　　律师发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注册地在朝阳区，不在我原先去咨询的东城区，于是她去朝阳区法院立案。因为前一次东城区法院的法官提出我们与医院之间不存在医疗合同，律师索性把案由改成了人格权纠纷，人格权包含生育权及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这是《民法》的精神。

　　后来开庭，被告律师主要的意思是，医院只是执行规定，还提到武汉曾有过一家医院为单身人士提供冻卵服务，受到处罚。我们的意见是，无论有没有规定，我的人格权是不可侵犯的。另外，我们也提交了卫健委官员接受采访的新闻报道作为证据，里面提到卫健委将“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生育权益”。

　　【三】

　　我长期处于身为女性的不自信里。我读研究生时对这件事有了自觉，后来到北京工作，“不自信”才有所好转。

　　我去北京妇产科医院就诊的时候，处在很多的不孕不育夫妇中间，我听见护士熟门熟路地与他们说话。虽然我很确信自己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子，但处在这种环境里，还觉得有些惶恐。到了诊室，我说我单身，我要冻卵，后面排队的夫妇都有了很不耐烦的肢体语言，医生呢，劝我结婚。

　　这时候我更加惶恐。我虽然不认同医生的说法，但没有能力开口反驳，我当着这么多已婚夫妇的面，说不出我现在不想结婚生子，这样的话说出来好像很可笑。这样才有被正式拒绝以后，我特别窝火、特别想要反击的情绪反应。

　　我是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长大的。作为独生女，我从小无论是教育上，还是生活上得到的资源，都比前几代的女性多得多。但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家庭和社会都在把我往一个比较乖巧、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去培养。社会一直教我要以他人的感受为中心，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对自己的关注。

　　上学的时候，老师对男生的期待比较低，如果男孩子表现得乖一点，就可以得到重点的表扬。如果有男孩子参与选班长，比较容易获得正班长的位置，我这样成绩好的女孩子呢，就只能当副班长。老师常说男生一开始学习成绩不行，后面的就会慢慢地赶上来。

　　我读初高中的时候，同桌的男同学说了一句笑话，我跟着笑了，老师就会直接批评我：“你一个女孩，你得要点脸。”其实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乖的女生，但他们对男生更宽容，对女生就要求更多。有时候我在教室里比较活泼，老师也会提醒我，女生不应该疯疯癫癫的。

　　那时候还比较流行男生女生“一帮一”。有的男同学不爱干净、不打扫自己的座位，老师就会挑一个乖巧的女生去“看住他”。用老师的话来说这叫“以静制动”。但今天回忆起来，女生为什么不能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这样“看住”同桌久了，这变成我的义务。而且我变得特别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

　　徐枣枣前几年的照片，她留着长发，穿裙子。

　　25岁的时候，我在读研究生，开始阅读一些女性研究的书。那时候，我的导师很喜欢给女学生介绍对象。好几次同个导师的学生聚餐，老师都提到要介绍我们与其他院系的男生认识，搞联谊活动。我只能打打哈哈，但其实我很不乐意。

　　我感觉老师这是一种关心，但又是在对我说教，希望我服从他。人情上的压力让我感到很难受。可我做不到开口推辞。

　　那时候研究生大多是女生，但毕业后搞科研的还是男性居多。身边的人总觉得25岁的女同学应该赶紧找个对象、找个稳定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性别文化，但有时别人单指着我劝我，我感到不知所措。作为女孩子，我已经被培养得很不自信。我逐渐地意识到这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

　　我记得，我的案子开庭，法庭上谈到原卫生部的规定侵犯到我的人格权，我的律师好像说了句“法律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的脑子嗡了一下：为什么“小姑娘”一定是“任人打扮”的，是不是“小姑娘”一定很柔弱，听人指挥?

　　在我读研以前，我工作过不到一年时间。刚毕业的我留长发、穿长裙，单位前辈就喊我“小姑娘”，然后吩咐我泡咖啡、收拾桌上的瓜子果壳，他们认为这是女生该做的事。

　　我觉得像我一样长大的女生一定要时时提醒自己，尊重自己的看法，才能减少这种张口结舌的时候。

　　【四】

　　我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职位晋升以后，我有团队配合我，实现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比起25岁时更有自信、更有希望。我也比原先的自己更有野心一些。

　　有一回，我有个朋友被问想不想生孩子，她说想;然后，问什么时候想呢，她说一年大概会想12次左右。

　　我承认我也是这种情况，有时我生活状态动荡，或者在特殊的生理期，我会有一些很感性的时刻，但我觉得要区分这个东西是你真实想要的，还是你只是想借此逃离孤独和不稳定性。

　　我认真考虑过怎么教育孩子。我一定不能像我的父母那样管教我的小孩。未来我如果生育了，我会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好奇，而且给他充分的信息。

　　但我还不知道我未来是否会生一个小孩。我还没有充分地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好奇，我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如果我现在生育，我的人生道路可能跟我的一些朋友一样了——在一个小城市里，先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找一个人结婚，生完一胎生二胎，短期内回去工作的可能性变得很小。我的那些朋友们，有的开始做微商了，有的变成了代购。

　　我有个朋友就开始做微商。我以前喜欢救助流浪猫，她领养了其中的一只，就这样我们有彼此的微信。有一天，我发现朋友圈里的这个女生开始晒娃，又有一天，我发现她开始卖一种手工皂，每天晒不同的人用这种肥皂洗脸的照片，她还不断地在朋友圈里现身说法，用自己家的故事夸奖这个品牌，还把朋友们都拉进一个什么群，去听什么课，我觉得恐怖。

　　我非常理解她，她大部分的时间要在家里照顾孩子，但还要去挣一点奶粉钱。这不仅是因为养娃很费钱，也是因为她不能让家里只有老公一个人挣钱。她需要一点经济上的安全感。

　　我完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女性很难完全解决这种两难，也许我自己有一天也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那种倾向。但至少现在我不愿意。

　　2018年以后，徐枣枣剪了干脆利落的短发，觉得这更符合自己的个性。

　　我还想再看看情况。如果以后为女性提供的生育政策让我感到放心，让我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不会因为生育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孩子也不会严重地影响我实现自我价值，那我生育的可能性肯定提高。

　　政策以外，我也要看能不能遇到一个得力的、可以一起共同育儿的队友。我特别希望男性能在育儿方面有一些学习和成长。很多男性觉得，自己天生没有能力照顾小孩或者做饭，这样想是不对的，就像我从前认为只有我妈那样的人有能力清理房间一样荒谬。我独立生活以后，就学会了打理自己，只有先实践才能学会很多生活上的技能。

　　我现在没有刻意地寻找这样的伴侣，我只是看着朋友们有的遇到很不靠谱的“猪队友”，有感而发。

　　我最近忙着工作，也会考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有很多工作上的事要我去忙呢。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蓝泽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