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安徽前线抗日，初到皖西和皖中地区时，发现群众还存在恐日心理。支队司令部号召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不仅要狠狠打击日本强盗，而且要注意活捉一些鬼子，以增强群众抗日信心。

　　要活捉鬼子是比较困难的。史沫特莱曾采访过新四军第四支队教导大队指战员，他们说:日本人装备好、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抓1个日本兵一般需要3个中国兵。当时的日军，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长期灌输下，十分顽固，受伤后还拼死到底，不肯缴械投降。日本鬼子不肯投降，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军官经常对他们说，“中国军队对日俘官兵一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

　　但是，在我新四军战士眼里，日本兵绝不是不可战胜的三头六臂的怪物。5月12日，我新四军第四支队首战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乘船出扰的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一部，缴获步枪手枪11支、敌旗1面，共毙敌32人，伤敌14人，我无一伤亡，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常规战争的序幕。这支巢县守备队，隶属侵华日军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是罪孽深重的首先进攻南京的6个师团之一。所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消灭的，就是曾经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

　　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先后在六(安)合(肥)、安(庆)合(肥)、舒(城)六(安)公路两侧抗击敌人。在数十次战斗中，毙伤敌人940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有效迟滞了敌人对武汉的进攻。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后，陆续活捉了20多个鬼子。其中，在椿树岗三次伏击捉了2个，在大、小关多次战斗中捉了7个，在棋盘岭捉了1个，在舒六路南段捉了6个，东沙埂游击队在南港街捉了4个……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觉得在战斗部队里不适宜关押战俘，下令将他们送到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西港冲集中审讯和教育。

　　负责押送日军俘虏的曹正鸿，是立煌县汤家汇蓟庄(今属金寨县汤家汇镇)人。当时，他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担任排长，亲身参加了蒋家河口战斗。他奉命带一队战士，押送新四军抓获的10个日俘。

　　鬼子虽然成了新四军的“阶下囚”，却仍旧狂妄。在他们心目中，用飞机、大炮、坦克、毒瓦斯等武装起来的“皇军”，是无敌于天下的。当新四军战士准备把日俘押往第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时，日俘以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愿上路。没办法，曹正鸿让战士们找来门板，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一路轮流抬着走!

　　押送途中，恰巧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对方纷纷涌上来称赞:“你们新四军真厉害!”相互闲聊之间，一个国民党军官指着曹正鸿的手枪子弹袋说:“老兄啊，你的子弹袋里，多半插的都是小棍棒吧!”曹正鸿难堪地默认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十分慷慨，掏出几十发锃亮的手枪子弹送给他。

　　沿途抬着10个活鬼子，战士们又疲劳又紧张，生怕日俘半路逃脱，所受之辛苦，不堪言述。战士们硬是将日俘抬到舒城县西港冲，把他们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的空房里，交给手枪团一分队看管。雷伟和，就是当时看管人之一。

　　对待俘虏，刀剁斧劈古已有之。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章程，那就是:捉到俘虏，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掏腰包，有伤的还给治伤。对这些日本俘虏，虽然严加看管，但当时既没有上脚镣，又没有戴手铐。

　　“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捉到活的，送到了西港冲!”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俘虏的老乡像潮水般涌来。有的出于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声言要剖开鬼子的肚子，看看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的妇女想冲上去咬几口，泄泄恨。要不是雷伟和等新四军战士死命拦住，唇焦口燥地做说服工作，这些日俘早就被老乡们剁成肉泥了。

　　一天，舒城县七里河召开抗日宣传大会。为了扩大宣传新四军抗日战果，支队司令部决定把日俘带到会场上“示众”。可是，雷伟和等看管人不懂日语，而这些日俘又误认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走。没办法，只得将几个俘虏抬到会场。当日俘被抬到台上时，一千多人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口号声惊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了!面对激愤的群众，这些骄横的日俘也禁不住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教育、瓦解日军俘虏的工作，有许多的困难和危险，但是第四支队相信有成功的可能。这些日俘，现在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日本兵往往如此:当抱团成伙时，在极强的从众心理左右下，随大流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则听天由命，因为“耻辱”已经缠身，逃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新四军军部专门派来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陈辛仁(左翼作家，新四军最早的敌军工作者之一。建国后曾任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文化部顾问)，担任第四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陈辛仁用日语向俘虏进行宣传教育，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完全出于自卫、求得生存，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仇恨。

　　一次，陈辛仁在和日俘交谈时说，“我们都是被军阀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要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做朋友”，“请想念你们的家庭吧”，“当你离家的时候，你们的家庭已无以为生”，“你们的母亲和妻子正在想念你们”。雷伟和看见有几个日俘低着头，流下了眼泪。他们可能是悔恨自己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反动宣传的蒙蔽，成为侵略中国的罪人。

　　经过一些日子的教育，有几个俘虏兵大有转变，开始反对侵略战争，咒骂他们的长官了。说开了也是，这些日本兵，在家也是凭两只手找饭吃的穷苦人，是被迫来当兵的，所以转变得都很快。他们十分想念家乡。有个年龄较大的，在家是个开照相馆的，有妻子儿女，非常盼望能回国和亲人团聚。

　　开展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自信、博大胸怀的体现。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新军阀的斗争。”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抓到的日军俘虏，都实行优待政策。俘获一个日本士兵，如果将他感化，他会带动这一批俘虏被感化;这一批俘虏被感化，就会有更多的俘虏被感化。

　　新四军对日俘在生活上尽量优待。日军士兵喜欢洗澡，洗澡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看押人员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使日俘有了家的感觉。由于经常交流，雷伟和等看押人员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协助陈辛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日俘思想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对中国士兵的敌意没有了，新四军解除了对他们的严格看管。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家湾一家茅草屋突然着起火来，而且火势很大。有几位日俘发现后，毫不犹豫地爬上房子，冒着烟呛火烤，迅速地切断火路，将大火扑灭。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渐渐消失。

　　11月下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西港冲视察工作，并准备前往战时省会立煌县，代表中原局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为了驳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第四支队对日寇“游而不击”“逃避抗战”的污蔑，决定从第四支队日俘中挑选3人，带到立煌县。那3个日俘得知自己就要离开西港冲时，竟难过得哭了起来。

　　没过几天，雷伟和送走了日俘。后来，有的俘虏还参加新四军，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调转枪口，走向正义。

　　1989年10月1日，安徽人民出版社《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抗日战争时期)》收入雷伟和《看俘记》一文，文章记述了当年看管日本战俘的经历。雷伟和在文末写道:“50年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当友好相处下去，也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是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张正耀　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