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交界处，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它西望武汉，东守南京，南至九江，北达淮河，交通方便，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大别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区域。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10余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大别山的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率领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于1935年2月在太湖凉亭坳(今属岳西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独立自主地坚持了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使红军革命的旗帜一直飘扬在大别山上。

　　雷伟和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当战士，在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五团当班长，以及随后在八十二师特务营四连当排长，正是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形势异常艰难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对坚持在大别山的红二十八军，采取“追剿”“堵剿”“围剿”“清剿”以及制造“无人区”的战术和“三光”政策。他们在“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方针指导下，提出了“驻尽山头，宰尽耕牛，见人就杀，鸡犬不留”的口号，组织杀人队，屠杀革命群众。

　　敌人的决心，是要把苏区变成无人区。他们所到之处，真的是鸡犬不留。雷伟和出生的斑竹园“小河村”，就是被国民党烧掉的，村子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整个苏区尸骨遍野，房屋被焚，成千上万的大别山人被敌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家庭给敌人毁了。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至1934年底，大别山只存下皖西的赤城、赤南、六安六区、鄂东北等四块残缺不全的小块根据地。

　　但是，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根据地人民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皖西北军民密切协同，积极组织游击队、便衣队，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红军战士和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同心协力坚持作战。红二十八军战士编出一首首不怕苦不怕死、再苦再累也要坚决革命的歌谣:

　　“青山绿水陡石崖，为了革命上山来，坚决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

　　“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

　　“山林是我们的医院，肩膀是我们的粮站，山洞是我们的房子，茅草是我们的被子……”

　　“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红军都是英雄汉，白匪再多干瞪眼，总有一日天要红，人民定要做江山。”

　　其实，当时的战争条件、医疗条件、生活条件都极差。

　　先说行军。

　　红二十八军自1935年2月重建后，没有一天不在行军、突围，突围、行军中度过。这种行军走路，不同于平常一般的走路，而是在敌人追击中、在战斗中的奔走。在没有后方支援、战线也不固定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追击的敌人，红二十八军不分风霜雨雪，不分白昼黑夜，穿丛林、钻荆棘、越悬崖、跨洪流，常常一天一夜走50多公里路。敌人第二十五路军，跑不过红二十八军;敌人的十一路军，也跑不过红二十八军。那时，红军战士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战胜困难，奋勇前进。雷伟和在老年时回忆说:“1936年夏天，红二十八军特务营由梁从学带领行动到黄州。前有大河，河里洪水急流，后有追兵，我们只好强渡大河，有的同志被洪水吞没，光荣牺牲了。”(雷伟和《艰苦奋斗　克服困难》)

　　1937年春卫立煌组织实施的“三个月清剿”中，红军部队平均每日睡觉仅二三小时，而且在长期疲倦的情况下，还要频繁作战。我们的战士，有时走路都能睡觉。新中国成立后，红二十八军老战友相聚时一说起三年游击战争什么最苦，就是一句话:“无一日不走，无一日不战，无一日不伤亡。”几天几夜连续行军而不能睡觉的情况，真是多不胜数。所以，许多人对“打完仗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睡他个三天三夜!”

　　那时候，长期奔走在山林间，蚊子叮、蚂蟥咬，碰上下雨，只好挨淋。红二十八军当时没有一顶蚊帐，战士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在嗡嗡的蚊声中仍能入睡。夜晚盖的被子，每个战士只带一床单被或夹被，有时弄丢了，就只好垫稻草、盖稻草。患了伤风感冒和疟疾，就靠一副铁身板硬抗，行军出汗是最好的药。

　　再说吃饭。

　　大别山本身是个缺粮的地方。深山里根本不种粮食，只有小山坡上栽上一点山芋、玉米。皖西北一带，也是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本来一年收成极有限，加上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粮食就更困难了。当时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部队、群众大都靠吃野菜、树皮为生，连山野菜都吃光了。粮食成了部队的第一需要，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战斗。

　　红二十八军除开展冬季生产运动外，也挖野菜或树皮蕨根，还设法挖掘动物的洞穴，如松鼠、獾子、田鼠的洞，夺他们过冬的食物。大雪没脚齐膝，风刮过山林像狼嚎似的，出门就打仗的红军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底下的野果，饿得前胸贴后胸……

　　有时，不得不派部队外出打粮(打地主老财的粮)。对打仗缴获来的粮食，或者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指战员自背大米袋子，把粮食带到无粮地区。当时战士说“肩膀是我们的粮站”，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行军途中碰上敌人，打一仗后将大米袋丢掉了，只好饿着肚皮行军作战。做饭时，前面派一部分部队把敌人冲垮，后面派一部分队伍掩护，阻击敌人前进。当中的队伍在山上做饭。每个连有两三个炊事员。那时的炊事员，每人一把锅铲、一个行军锅，什么油、盐、酱、醋根本不提。饭做得很快。不快不行，每顿饭连做带吃不超过一个小时。每个干部、战士身上都有一个缴获敌人的瓷缸或瓷碗。饭煮到差不多时，每人挖一碗就走，一面走，一面吃。没有筷子，有的用手抓，有的用树枝代替筷子。锅打烂了，走到人烟稀少的深山区，找不到煮饭锅，即使身上有米也无法煮熟。有时刚做好饭，没有顾上吃，敌人就追上来了。

　　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一早一晚各吃一顿，摸黑吃饭。早晨起来，烧点开水，把布袋里头一天装的米饭倒在铁碗里泡着吃。实在没有办法，就边走边抓冷饭吃，在河沟小溪里随便舀碗水就喝，也不拉肚子，都练成“钢胃”“铁脚板”了。

　　在这些情况下，战士们总是饿一顿、饱一顿，甚至一连几天不能好好地吃一顿饱饭。大家饿得两颊塌陷，又加上缺食少盐，更是感到浑身软绵无力。当时，雷伟和经常听到指挥员说:我们要做到“四能”，这就是能饿、能吃、能跑路、能打仗。

　　现在，说说穿衣、穿鞋。

　　穿衣，主要没收地主豪绅的衣布和攻克城镇中没收资本家的布匹自缝，还有战斗中获得的敌人服装。实行伪装战术时，就全部穿着敌人的服装。冬季，战士们常常是单衣薄衫，有的只好把能御寒的布被单裹在身上。那个时候，无衣换洗，也没有时间处理个人卫生，夜晚又是穿衣服睡觉，因此身上都生虱子，战士叫它“革命虫”。整天爬高山、钻老林，本来就褴褛不堪的服装，后来更加破烂了。开始大家还能挖大襟补小襟，截长袖为短袖。后来，像破渔网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布，补也无法补了。

　　穿鞋，指战员自己打草鞋。这草鞋，不是一般的稻草打的，而是用麻绳做筋，用布条编成。这种草鞋，穿上养脚，比较耐穿。夏天，一般不穿袜子。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仅用一块方布包脚，穿在草鞋里。少数有条件的穿着拥军的布鞋;有的布鞋穿烂了只有草鞋，这山道长牙，再好的布鞋、草鞋，要不了几天，保准鞋底穿，只有用破布包着走。

　　以上这些，还能熬得过、顶得住，最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了，一粒子弹比黄金还贵。国民党那边，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的兵士为了捞现钱，常常偷偷变卖子弹、枪支，一颗子弹卖一块光洋，现款现货。

　　“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队伍多呀多豪迈，消灭反动派呀，消灭反动派呀，革命胜利幸福来。”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大别山军民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响遍了大别山。国民党近20万大军“围剿”红二十八军，可是“剿”而不灭。除了红军英勇善战以外，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几千红军背后还有4万平方公里的大别山土地，近300万大别山人民。

　　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以不足3000人的武装力量，转战鄂豫皖三省边区51个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近万人(18个营、15个连和大量的地方保安军)，创造了人民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　(张正耀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