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她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文脉，共同书写了何以中国。

8月24日，“长江对话黄河：新时代大河文明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在汉江之滨、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源头的湖北十堰丹江口举行。

长江对话黄河：新时代大河文明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现场。王筝 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江河互济生生不息”“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文化时代价值”……这些闪烁着思想智慧的观点，成为当天研讨会上的热议焦点。

来自中国文物学会、长江文化促进会、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等十多家国家级权威学术研究机构代表，以及北京、江苏、湖北、河南等地的数十名知名专家齐聚一堂。

江河互济，长江和黄河共同谱写华夏文明篇章

放眼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都是由两条河流共同孕育的，如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根据考古实证，长江与黄河交流不息的二元结构起始于史前时代。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顾玉才说，长江和黄河源远流长、交相辉映，共同谱写着华夏文明篇章。

研讨会上，顾玉才以古代长江、黄河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为题，阐述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先民各自的发明创造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长江流域发明的水稻与茶叶栽培、水利设施、瓷器烧造，黄河流域的谷子栽培、丝绸、青铜和铁器制造，长江与黄河流域各有优势，同时两者在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江河互济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宏伟气象，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长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田泽新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说。

交流融合，产生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化成就

早在约80万年前，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就已经呈现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多样的文化差异。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认为，后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江与黄河二元一体结构的持续深化，产生了各种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化成就，包括农业、手工业、建筑业、水利、思想、文学、艺术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认为，长江中游地处北通中原黄河文明、东西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中枢地带，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其最大的特色。早至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就与长江上游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就有着密切的交流。不仅如此，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枣阳雕龙碑遗址、宜昌中堡岛等地就与中原文明交往。

黄河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广袤的平原、丘陵、低山山脉为中华民族主体提供了世所罕有的广阔生存发展空间。古代黄河流域以农耕加游牧为主，而长江流域则以农耕加渔猎为主。据统计，现在的长江与黄河的总流域面积为259.5万平方千米。

长江第一湾。王筝 摄

20世纪50年代前，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水稻发源地在印度河流域，欧洲的水稻都是从印度传过去的。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将中国水稻种植历史提前到7000年前。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江西各地发现了大约距今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痕迹。近几年，钱塘江流域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的水稻，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粳稻。资料图

“长江流域也是茶的发源地。”顾玉才介绍，文献《僮约》里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余姚田螺山则发现了6000年前的茶树根遗址，经过日本学者研究证明是人工栽培的茶树。日本茶道从长江流域一带传播过去。印度茶叶大吉岭红茶、阿萨姆红茶产自中国，自9—10世纪经云南传入阿萨姆地区。

“在丝绸方面，一直存在中国、印度、希腊科斯岛等起源的争论。而在中国，很多人也觉得丝绸好像起源于长江流域。”顾玉才说，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黄河流域的荥阳县汪沟、青台村发现的最早丝织物，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等，都表明了黄河流域在栽桑养蚕与丝绸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黄河流域粟黍的驯化栽培同样历史悠久，磁山遗址的大量粟灰窖穴、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粟黍，以及东胡林人遗址中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粟粒，都证明了黄河流域在粟黍驯化栽培方面的早期成就。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偶。资料图

因为交流互鉴，两河流域文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他们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前行。“‘金道锡行’是沟通南北的铜锡之路，更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资源、文化、人才和科技的融合之路。”周王朝推行的分封制进一步促进了长江流域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使长江流域大量的铜、锡资源运到中央王朝。方勤以曾国考古的系列发现为例，列举了“赐之用钺，以征南方”“用为民政”等出土的大量青铜铭文。通过这些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央王朝借助“金道锡行”对南方的经营和开发，以及长江流域向中原输送铜资源的存在。

多元一体，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长江黄河流域的碰撞交流，时而各有千秋，时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工作成果更加实证了自古以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人民之间畅通无阻的相互交流、扶持、融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历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表示。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科学顾问郑晓云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水博物馆网络科学顾问郑晓云统计，从东晋至近代以来，长江和黄河之间经历了四轮波澜壮阔的文明大互动，涉及人口交往、政权格局、技术、经济物资、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

第一轮大的互动交融在东晋末年。东晋灭亡之后，第一次出现人口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规模迁徙，这使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长江流域作为一个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的区域，第一次接纳了黄河流域人口和文明的融入。黄河流域带来了的政治、社会、技术、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大量文明的因子，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轮大互动在隋唐至北宋时期。尽管长江流域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的空间，但在政治格局中不占有主导地位，此时国家的政治中心仍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则是国家的经济中心。长江流域每年为北方输送大量的粮食和物资，成为国家政权运作和军民生活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在北宋政权时期，每年通过长江漕运从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达到800万担，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调运粮食的最高峰。

第三轮大互动在南宋政权的建立到元的统一这一时期。北宋灭亡，政权再次南迁，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长江流域再次成为延续中国统一政权和中原文明的区域，再次以宏大的怀抱接纳了从北方迁徙来的政权中心和大量人口，而北方政权的南迁同样也带来了文明的南迁，长江流域再次被注入了文明发展的活力。

第四轮大的互动时期在元朝实现统一之后，一直到近代。这个时期，长江流域成为支撑国运的重要基石。元明清三朝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粮食通过漕运调往北方，支撑了国家政权的运作，使国家大后方得以稳固。

郑晓云说：“大互动铸就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尽管各有发展方向、特点、规律，同时又成为多元的一个整体，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特聘专家，湖北省考古学共同体秘书长，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礼堂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探源中华文脉，有助于为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动提供古老的中国经验和新时代的中国方案，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特聘专家、湖北省考古学共同体秘书长、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认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打造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长江文化促进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樊志宏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进行文明对话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亟需加强。黄河、长江共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同等的地位，做出了同等的贡献。如何进行文明对话。处理好空间与时间的对话关系，是我们做好文化对话的重要命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长江文化促进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樊志宏在作研讨会总结时给出了四个结论共识。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作主旨报告。王筝 摄

“当下，正是因为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将长江和黄河连通了起来，让更多人直观地领会到了中华民族一体运行的整体性、系统性，让更多人看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的运行机制。”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认为，新时代，湖北具有搭建南北交流平台、推进流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资源优势。

丹江口水库。丹江口 供图

本次会议由长江文化促进会、湖北省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办，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南京长江文化研究院、长江设计集团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院、长江网承办。会议系“让世界沿着长江读懂中国”2024长江文化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国内预热之一。

长江两江四岸风光。

下一步，“让世界沿着长江读懂中国”2024长江文化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将走出国门进行成果展示，形成海内外联动。通过大河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长江文化与世界大河文明的对话，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