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踏上了抗日的新征途。雷伟和由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四连排长，转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团一分队战士。

　　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豫南红军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司令员高敬亭。第四支队以老红军为骨干，是新四军组建时的4个主力支队之一，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直属大队，共3100余人。第四支队是新四军唯一有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建制的部队，长短枪数占全军38.4%，轻机枪占62.5%，成为新四军4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部队。高敬亭是新四军最年轻的支队司令员，年仅31岁。

　　手枪团，则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及部分便衣队编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手枪团是高敬亭的“宝贝疙瘩”，它其实就是敢死队，既能打大仗，也能打小仗。手枪团也是培养干部的，手枪团战士都是精心挑选的，一般是排以上、团以下的骨干。雷伟和当时是排级干部，只能是手枪团的战士。

　　3月8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的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地址——七里坪镇西河滩上，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全支队于3月中旬会师于立煌县流波，随后继续东进。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于4月中旬到达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县一带，开始对日作战。首先，打了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仗。

　　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党政军群机构驻舒城东、西港冲(今舒城县高峰乡东港村、西港村)。高敬亭在这里创建了以舒城为中心，包括桐城、庐江、无为、巢湖、合肥、六安等县的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了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斗争的新阶段。

　　东、西港冲，位于舒城县西南山区。此地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中间形成一块开阔的冲地，坐落着几十处村庄，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政治上看，这一带党组织建得早，群众基础好，红军时期有土地革命的传统;从军事上看，东、西港冲东邻庐江、合肥，南界桐城、潜山，西接岳西、霍山，北与六安毗邻。西南部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资源丰富，安庆、合肥公路横贯其中，乃为合肥、安庆交通之要冲，亦为大别山向皖中、皖东行经之要地。第四支队驻进东、西港冲，这里从此成为第四支队在皖西、皖中、皖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第四支队也成为一支对日本人来说极其可怕而且有战斗力的部队。

　　关于手枪团，当时人们传得可神乎了!“手枪团，每一个人长短两大件。还有轻机枪、重机枪。”“人人都是左右开弓、打两架盒子的高手，个个都能百步穿杨。”人们把手枪团描绘成《七侠五义》里的人物。其实，这也好理解。人们苦受严寒，渴望有替他们伸张正义、保护他们的英雄。而在这些生龙活虎般的指战员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英雄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崇高的理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手枪团具有机动、灵活、精干、顽强的特长，经常入虎穴，闯龙潭，当先锋，捍后卫，探敌情，打掩护，穿插敌后，来往自如，出其不意，打击敌人。雷伟和在手枪团，如鱼得水，进步很快。1938年6月，雷伟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军侵占舒城县城后，除新四军第四支队所在的西南山区外，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绝大部分群众亦跑反躲难于西南山区。当时，土匪四起，匪患横生。土匪各霸一方，鱼肉百姓，侵扰乡里。白天敲诈勒索，夜晚打家劫舍，强拉民女，无恶不作。

　　在众股匪中，危害最大的是西乡天龙庵罗大刚股匪。该股匪号称三千兵马，盘踞在范家店、长冲地区，匪巢设于天龙庵(山名，也叫天龙山)。他们鱼肉乡里，侵害百姓，特别是侮辱妇女，当地群众日不能生产、夜不能安寐，对其恨之入骨。

　　天龙庵土匪，还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舒城县政府所在地的安全。舒城县城沦陷后，县政府迁于中梅河镇二区区署内。天龙庵土匪于1938年7月集中300余人枪，企图攻打战时县政府梅河镇，而负有保境安民责任的舒城县常备队对此却束手无策。

　　不久，舒城县政府县长陶若存和二区区长李德保(曾参加岳西国共和谈)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司令那儿求援，说天龙庵土匪危害很大，群众昼夜不安，严重地影响了抗日运动的开展，要求第四支队把他们消灭掉。舒城县县长陶若存，是个来自桂系皖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主张抗日。广大群众也纷纷请求第四支队为他们消灾弭难，为民除害。高敬亭决定四支队在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的间隙，给土匪以狠狠打击。

　　高敬亭亲自把手枪团詹化雨、汪少川找去，面授了清剿天龙庵土匪的任务，并指点着地图，详细交代了清剿方案。之后，他说:“他们号称三千人马，实际上有300余人。你们能把他们彻底吃掉吗?”詹化雨、汪少川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回答道:“没有问题，打土匪还不是像抓小鸡一样，保证连锅端掉，一个不剩。”高敬亭用信任的眼光望着他们，笑了。

　　詹化雨和汪少川回来后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任务交给一分队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人去。一分队战斗力强，100多人，相当于一个连，配有6挺机关枪，战士们除有清一色的驳壳枪外，另配有马步枪，火力很猛。一分队战士们听说要进剿天龙庵，个个兴奋不已，摩拳擦掌，决心打一个痛痛快快的漂亮仗，包个“饺子”过个“瘾”。雷伟和与堂弟雷伟明都参加了这次舒西战斗，兄弟俩血洒天龙庵。

　　雷伟明，1916年生，比雷伟和小两岁。雷伟明的父亲雷英德，是雷伟和父亲雷英杰的弟弟。

　　1930年，14岁的雷伟明参加了红二十五军。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的少数部队于1935年2月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雷伟明因为留下来掩护伤病员，编入红二十八军一营，后任连政治指导员。那时候，红二十八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党指挥枪，在军、师、团、营都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有党支部，政治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雷伟明是第四支队手枪团的战士。

　　在攻打天龙庵之前，一分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进行了近一个星期的战前准备。雷伟明受命化装成叫花子(乞丐)，先到小天堂等地侦察天龙庵地形，了解匪情。

　　天龙庵这座山，原名孟潜山，位于舒城县境西北30公里。天龙庵形势险要，其主峰海拔500米，支脉伸延四方，北至丰乐河岸，南起七门山，西南丘岗连绵。山中有皇家庵和天龙寺，香火鼎盛时，游人如织，名传舒、六、霍三县。天龙庵匪巢，设在山顶的天龙寺大庙里，四周沟壑纵横，洞穴深邃，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可达上面。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守巢的匪兵装备不差，亦较强悍，实为亡命之徒。

　　在掌握其装备、匪首、人数、地形、活动规律等情况后，手枪团在小天堂张坤财的家里设立天龙庵剿匪指挥部，团长詹化雨在这里制订了作战计划。

　　7月9日，手枪团一分队队长伍坤山率领武装整齐的战士，行动敏捷，上半夜出发，星夜赶赴舒城西乡，直插匪敌盘踞的中心点天龙庵。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了山顶。

　　10日凌晨3点，手枪团一分队向天龙庵主峰发起攻击。雷伟明打响对土匪的第一枪，并带头冲锋陷阵。匪徒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了，美梦被枪声、呐喊声惊醒时，战士们已出现在他们面前。抵抗的当即毙命，想活命的举起了双手。在土匪密集冲锋时，战士们两把驳壳枪，在左右手之间来回交换，短发点射，就像走马灯一样。不大会儿工夫，匪巢整个被端掉，土匪全部被歼灭。

　　经激战，手枪团歼灭土匪武装300余人，俘匪首罗大刚，解救了被土匪绑架到天龙庵匪巢的30多名民间妇女。为彻底扫除匪首窝点，手枪团焚烧了天龙庵匪巢，还天龙庵一块净地。此战，不仅为民除害，对于提高新四军声威，发展统一战线，都有重要意义。

　　在天龙庵战斗中，雷伟和负了伤，堂弟雷伟明不幸牺牲。雷伟明腹部中弹时，战友夏云(原名夏云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芜湖弋矶山医院院长)就在他的身后。夏云看到受伤的雷伟明跌落山沟，急忙跑下山沟抢救，但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这次战斗中，手枪团有多人受伤，但牺牲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年仅22岁的正连级手枪团战士雷伟明。

　　到天亮，手枪团全歼罗大刚这支土匪武装以后，夏云才将雷伟明的遗体背上来。当时，天龙寺里有一口红漆棺材，便征用了这口棺材。雷伟和、夏云等战士与当地老乡一起，把雷伟明简单下葬在寺庙旁，就离开了天龙庵。

　　第二天下午，一分队回到东港冲时，队长伍坤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公路局局长)交给雷伟和3块银圆，说是在整理雷伟明遗物时在一个小背包里找到的。雷伟和心里很难过，说:“不要。”伍队长说:“你是雷伟明的哥哥，你不要，给谁呢?”雷伟和接过这3块银元，全都买了黄表纸，对着天龙庵的山烧了半天，祭祀弟弟雷伟明。

　　早在雷伟明参加红军不久，他的姐姐、弟弟都先后离世。雷伟明牺牲时尚未结婚，无儿无女。1973年5月，雷伟和安排小儿子雷学鹏申请追认雷伟明为革命烈士。金寨县果子园公社革委会安排人员调查，至1977年8月，先后取得雷伟和、夏云、伍坤山、黄锦思(开国大校，离休前任芜湖军分区副政委)等老同志的一致证明。1979年，安徽省民政局追认雷伟明为革命烈士。雷学鹏领取了烈士证明的通知。

　　天龙庵，今属舒城县万佛湖镇友谊村。当地群众不知道雷伟明的姓名，只知道他曾给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当过警卫员，为纪念他，在天龙庵雷伟明的墓前立有一块碑，上面写着五个字:“雷警卫之墓。”几十年来，每年都有群众自发上山祭拜这位“雷警卫”。

　　2014年，舒城县民政部门将“雷警卫之墓”迁至新建的县烈士陵园。舒城县烈士陵园，建在离天龙庵不远处的万佛湖镇沃子村境内。雷伟明，与1569名革命先烈一起，在这陵园的苍松翠柏中安息。

　　雷伟明，是天龙山上一棵苍翠的青松，也是大别山上一棵挺拔的青松。(张正耀　编著)